恰好在这时,中枢批复到。出于对他们平定太平天国、捻军卓越功勋,皇帝(实际是太后)同意他们免于报销,曾国藩对此感激涕零,同治七年(1868)十月二十七日在给儿子曾纪泽信中说:
折弁刘高山归,报销折奉批旨:“着照所请,该部知道。”竟不复部核议,殊属旷典。前雨亭方伯托许缘仲关说部中书吏,余与李相前后军饷三千余万,拟花部费银八万两。今虽得此恩旨,不复部议,而许缘仲所托部吏拟姑听之,不遽翻异前说。但八万已嫌太多,不可再加丝毫。(38)
他对此“感激次骨,较之得高爵穹官,其感百倍过之”。按理说,皇帝发话,这八万两就可以省下。不过,曾国藩却说,这说好八万两银子“部费”还是照给。因为阎王好见小鬼难搪,毕竟以后他还需要和户部打交道。
那,曾国藩
总督调任直隶总督,这就需要进京面圣,进京见慈禧。在出发之前,曾国藩身上带张两万两现银银票。为什要带这多钱呢?主要就是为给京官们送“别敬”。多年没有入京,那些在穷京官生活中挣扎故友新朋已经盼他多年。离京之时,他送多少别敬?他在给儿子信中说:“余送别敬万四千余金,三江两湖五省全送,但亦厚耳。”(36)总共送江苏、安徽、江西籍以及湖南、湖北籍京官万四千两银子。
除去人情往来,官场上“潜规则”更需要大笔银子。
同治七年(1868),捻军被消灭,天下大致平定,太平天国战争军费报销提上议事日程。
报销就要不可避免地遇到“部费”问题。
按照清代财务制度,曾国藩需要先将这些年来军费开支逐项进行统计,编成清册,送交户部。户部要对报销清册进行审查,检查有无“以少作多、以贱作贵、数目不符、核估不实”等等“虚开浮估”情况,如发现此类情况,则要退回重报。审查合格,才呈报皇帝予以报销。
因此,报销过程中,最关键是户部态度。如果户部高抬贵手,什不合规定费用都能报销;如果他们鸡蛋里找骨头,再光明正大支出也过不他们审计关。那,户部态度是由什决定呢?视“部费”多少而定。“部费”主要落在具体经办“书吏”也就是办事员腰包。
不过他们胃口实在是太大。曾国藩托李鸿章打听下户部打算要多少部费,李鸿章回信说:
报销节……托人探询则部吏所欲甚奢,虽厘三毫无可再减。……皖苏两局前后数年用饷约三千万,则需银近四十万。如何筹措,亦殊不值细绎。……若辈溪壑,真难厌也。(37)
也就是说,李鸿章托人去找户部书吏,探探他们口风。反馈回来消息说,书吏们要厘三毫回扣,也就是报销百两给两三钱。曾国藩需要报销军费总额是三千多万两银子,按厘三毫算“部费”需要四十万两。
曾国藩听,也吓跳。四十万之巨,无论如何是不能答应。怎办呢?只有继续托人。曾国藩命江宁(南京)布政使李宗羲托人,李又托个叫许缘仲人出面和户部书吏接洽,做大量工作,讨价还价结果是给八万两,显然书吏做极大让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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