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曾李之间也不可避免地产生这样矛盾。比如黄翼升原属湘军水师系统,由曾国藩派遣配合淮军作战,李鸿章对他十分看重。同治二年(1863)五月,曾国藩因大局需要,调黄翼升由扬入淮,攻打周家口。李鸿章却因为此时正处于进攻苏州紧要关头,拒不同意。曾国藩十三次与他来往函商,均为李鸿章所拒绝。曾国藩忍无可忍,以“参办”为威胁,“昌岐此次再不应调,实不能不参办”。(64)李鸿章仍不为所动,不放黄翼升走。
如果说忘恩负义,此时李鸿章似乎算得上榜上有名。但是与沈葆桢、左宗棠不同是,李鸿章意见虽坚,绝大多数时候表面上却总是“吾师”不离口,反复摆困难,讲形势,低声下气,面顶撞着曾国藩,面却又说什“吾师海量盛德,求勿以此纤芥,致伤天和”。这高帽子戴,让曾国藩没有脾气,只好高姿态地放他马。李鸿章情商,实在高出沈、左十倍以上。
更主要是李鸿章在关键时刻,也能做出重大牺牲。比如曾李军饷之争。
曾国藩派李鸿章到上海,最主要目就是获得上海丰厚饷源。因此李鸿章刚刚抵沪,曾国藩就提出:“上海所出之饷,先尽沪军,其次则解济镇江,又次乃及敝处。”(65)然而李鸿章为发展自己势力,供给曾国藩军饷远比预期少,曾国藩不得不在信中这样讽喻李鸿章:“女富则肥及外家,叶盛则粪及本根。……则安庆乃公之外家,而庐、巢枌社实公之本根也。”(66)
李鸿章能深体曾国藩难处。收到曾信件后,他决定竭尽全力先满足曾国藩要求。同治二年(1863)三月间,因曾国荃部缺粮,曾国藩要求李鸿章想办法提供八万两白银。李鸿章在淮军已经出征苏南、饷项同样紧张情况下,仍在个月左右凑足六万两及时送去,使曾国藩发出“枯旱得雨,众苗勃兴,感荷何极”(67)感谢之词。
此事发生在沈葆桢与曾氏争饷闹讼并导致二人最终绝交前后,同沈葆桢相比,李鸿章无疑显得更为顾全大局。知道退步,知道感恩,这是李与沈、左最大不同。
李鸿章拒不进攻金陵,更是他情商之高具体体现。
前面们已经讲过,在曾国荃进攻南京最后阶段,朝廷等得着急,命令李鸿章所部淮军带“开花大炮”会攻天京。
从清朝全局出发,李鸿章理应挥师赴援;但从个人同曾国藩兄弟关系考虑,李鸿章决定还是袖手静观,来保证曾国荃获得这“首功”。因此他想尽办法拖延会攻金陵。朝廷多次连降谕旨,迭催李鸿章火速拨兵进“剿”,李鸿章开始装病奏称“感冒风湿,眠食顿减”,即行回苏“就医”。(68)接着又提出部队需休整两月,才能继续作战;最后又建议出兵湖州,以切断太平军退路。总之拖再拖,为曾国荃独克坚城预留时间,使曾国荃如愿以偿独力攻占金陵。曾国藩对此深为感激。金陵城攻下后不久,李鸿章前来拜会,曾国藩亲自出城到下关迎接。李要行参见大礼,曾国藩上前用手挽起说:“愚兄弟薄面,赖子全矣。”(69)
作为学生,李鸿章与老师曾国藩生有过密切合作,也有过多次冲突,但是高明之处在于,他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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