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决心对当地官场痛加整顿,“大加参劾”。同治八年(1869)四月,曾国藩第批就参劾十名劣员。这十人均为知县、知府以上官吏,大都是捐班出身,或是“性情卑鄙,操守不洁”,或是“擅作威福,物议沸腾”,或是“品行卑污,工于逢迎”,或是
1.升任直隶总督,对官场痛加整顿
捻军平定,朝野上下都彻底松口气。接下来环节当然是论功行赏。
当初朝廷让曾国藩回任两江负责供饷,曾国藩本来非常不情愿。李鸿章接手后,还是依照曾国藩河防之策,才取得成功。因此朝廷对曾国藩难免有丝愧疚。论功行赏之时,曾国藩因首倡河防之策而被授为武英殿大学士(“文华”“武英”两个大学士在大学士中居首),并于同治七年(1868)七月二十日,奉命调任直隶总督。
直隶总督是“疆臣之首”,也就是在天下督抚中地位第,因此从两江调任直隶可以算作是对曾国藩酬功(1)。同时,直隶官场腐败、风气败坏,地方也不安静,是朝廷心腹之患。由曾国藩这样能臣治理番,也许会有起色。曾国藩赴任之前进京觐见慈禧太后,慈禧多次提及他重点任务是练兵治吏:“直隶空虚,地方是要紧。你须好好练兵。吏治也极废弛,你须认真整顿。”(2)
而李鸿章所得赏封还不如曾国藩高,只获得个协办大学士:“李鸿章等平捻有功,积年巨寇,从此肃清,朕甚嘉慰。……李鸿章以湖广总督协办大学士。”
很显然,朝廷故技重施,原来是防范湘军,现在又“扬湘抑淮”。因为淮军现在已经是天下最有力量武装。当然,曾国藩和李鸿章对这种伎俩都目然,并没有因此而产生芥蒂。
同治七年(1868)九月二十六日,曾国藩与新任两江总督马新贻办交卸,十月初四日,登舟北行。阖城大小*员绅民争相送别,盛况空前。曾国藩在日记中说:
途中观者如堵,家家香烛、爆竹拜送,戏台、酒席路饯者,在署之西为盐商何公远旗等席,在水西门之外为合城绅士方伯雄等席,又有八旗佐领等及船户等各设彩棚为饯。午正至官厅,少泉(即李鸿章)、毂山(即马新贻)及文武等送别,寄请圣安。余旋登舟,见客五次。吃中饭后,又见客三次。开船,行至下关,少泉、毂山送至下关,久谈,吴竹如亦至下关,与三人久谈。而满城文武士友皆送至下关,坐见之客十余次。……念本日送者之众,人情之厚,舟楫仪从之盛,如好花盛开,过于烂漫,凋谢之期恐即相随而至,不胜惴栗。(3)
全城绅民百姓观者如堵,热闹非凡,“家家香烛、爆竹拜送”,这样盛况在个*员调离之际并不常见,民众情感显然是自发,以致让曾国藩感到“如好花盛开,过于烂漫”。曾国藩督江数年,得此回报,心中在“惴栗”同时,当然更备感欣慰。
直隶总督驻保定(4),在赴保定就任途中,曾国藩路留心考察直隶吏治,结果令他十分惊讶。他说直隶“风气之坏,竟为各省所未闻”(5),“此间吏治极坏”(6)。他发现,有地方官到任年多,竟然没有升堂问过次案。至于*员贪墨不法传闻,遍地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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