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稍
犹豫之后，曾国藩还是决定接下这个任务。
曾国藩从来不是个逃避困难
人。当初太平军起，天下靡然，只有他以介书生之身，毅然奋起，创建湘军。
他对待君主，贯以诚自命，遇事不敢推诿。虽然患病，但既然没有到濒死程度，就应该勉力为国分
示威。
崇厚当然知道事情严重性，他立刻专折向慈禧汇报
此事，并说事端太大，他自己已经处理不，指名提请他上司、直隶总督曾国藩前来处理。
天津教案发生时，曾国藩就任直隶总督刚刚年半。年多辛苦工作让他身体出很大问题。他患眼病，还经常呕吐，后来又增加眩晕之症，而且非常严重。“寅正起，头大眩晕，床若旋转，脚若向天，首若坠首，如是者四次，不能起坐。”“每登床则大晕，起坐则大晕。”以今天医学知识判断，很可能是高血压。
们看他十八日到二十五日，每天日记头句都是“眩晕如故”。从此之后，日记当中几乎日日有请医诊治之语。
就在教案发生前天，他刚刚向朝廷续个月病假。就在此时，二十六日，他接到慈禧命令：
“曾国藩病尚未痊，本日已再行赏假月。惟此案关系紧要，曾国藩精神如可支持，着前赴天津与崇厚悉心会商，妥筹办理。”(34)
这道命令让曾国藩陷入焦灼之中。首先是这次教案事端重大，自己身患重病，可能无法支撑。
此外，介入此案后果非常严重。
如果教案处理不当发生战争，以清王朝国力，结果必是再次割地赔款，这是鸦片战争以来多次中外战争早已经证明规律。要避免战争，势必要和洋人妥协。然而晚清以来，有个规律性现象，那就是在对外交往中，凡是主张强硬，甚至主张“蛮不讲理”人，通常都会获得民众热烈欢呼，被称为“民族英雄”“扬国威”。而主张和洋人“讲理”“妥协”，几乎都会被骂卖国，被称为汉*，声名尽毁。如郭嵩焘所评论：“袭南宋以后之议论，以和为辱，以战为高。”(35)南宋以后，凡主战者在历史上都得美名，主和者都得骂名。所以鸦片战争以来，凡是涉及夷务人，大多数都落不到好下场好名声。
因此他幕僚几乎致反对他接管此案。“阻者、劝者、上言者、条陈者纷起沓进。”幕客史念祖更给他献上上、中、下三策，认为赴津办案乃为下策：“谓毕生威望在此行，国家大计尤关此举。”“略失足，千古无底。”(36)确实，几乎可以确定，这个事不论怎
处理，都难以让各方完全满意。自己世英名，很有可能毁在此案上。
曾国藩完全有理由不介入此案。因为他虽然是直隶总督，但是他职责范围中并不包括外事，外事是由崇厚这个专管三口通商专员专门负责，曾纪泽说“此次洋务，本非大人（指曾国藩）专责”(37)。就是曾国藩自己也说：“至中外交涉事件，臣素未讲求。”(38)同时，上谕也说“（曾国藩）精神如可支持，着前赴天津”。如果他因病推辞，朝廷也不会强迫他前去。所以是否从命，开始他有点犹豫不决：“接奉廷寄，派余赴天津查办事件，因病未痊愈，踌躇不决。”(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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