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震天。
其时德州城中
最高*员山东督粮道颜希深出差到省城办事，城中没有主事之人。虽然官仓中有粮，也无人敢决定放赈。颜希深七十多岁老母何太夫人在官署中听到饥民啼哭之声，询问署中人员为什
不放粮。署员说，放粮乃是国家大政，必须等颜道员回来后奏请上级批准才行。否则擅动仓谷，处罚极严。不但要丢官，还需要补赔。
何老太太闻听，勃然大怒，说：“此何时也！犹拘泥于常法乎？况德州距离省城甚远，如果等
儿子回来，再经详奏核复，那数十万灾民都将成饿殍矣！你们无须忧虑，马上开仓放赈，以解倒悬。如果将来朝廷怪罪下来，
切由儿子承担。如果要赔偿，愿尽吾家所有，查封以抵偿。”
在老太太力争下，仓库管理人员终于打开
粮仓，数十万饥民得以全活。
消息传到省府，山东巡抚非常震惊。他们以擅动仓谷，蔑视国家体制，加以举报。皇帝得知此事愤然批道：“有这样贤良母亲和好官，为国为民，权宜通变，巡抚不但不举荐，还要弹劾，怎能鼓励那些为国考虑者！”皇帝降旨，已动用仓谷，准许作为正项开销，无须赔补，并且特别赐给颜母三品封诰。从此，皇帝对颜希深母子留下深刻印象，颜氏也因此仕途通畅，路飞黄腾达，很快高升到督抚之高位。（谢骥《论“颜氏文化”三大亮点》）
正如同对颜氏母子特殊处理样，凡事斤斤计较、察察为明皇帝，独独对赈灾中跑冒滴漏“难得糊涂”。发生灾害时，他宁肯地方官报得严重点、夸张点，因而发生冒赈、滥赈之弊也不追究。他最怕就是他们赈灾不力，因此他多次说“办赈理宜宁滥勿遗”。对于那些舍不得花钱救灾地方官，乾隆深恶痛绝。乾隆十七年（1752年），山西部分地区受灾，巡抚阿思哈舍不得动用国库银两，就劝富户出钱救灾。皇帝十分生气，说：“此奏实在卑鄙错谬之至，朕实骇闻。”不久就罢他官。
考察乾隆历年救灾，确实是认真从事，不惜巨款。乾隆七年（1742年）皖北大水，灾民达二百二十万。乾隆特批当时国家全年财政收入十分之，即白银二百九十万两、粮食二百二十万石救济。乾隆十八年（1753年）左右，户部把乾隆即位以来用于救灾钱和前两任皇帝做对比。报告说：“雍正十三年之间，江南赈灾款项，共用百四十三万两，已经很多。而乾隆元年到十八年，就已经用二千四百八十余万，粮食也是二千多万石。”负责漕运*员也提醒皇帝：“康熙年间共截过漕粮二百四十万石用来救灾，雍正年间也不过二百九十万石。可是乾隆元年到二十年，就已经高达千三百二十多万石。”事事号称法祖乾隆看到这个数字也很吃惊，说：“朕遇到偏灾，即有人饥己饥人溺己溺之怀，不能自已。也想不到竟然动用这多漕粮。”（《清高宗实录》）吃惊虽然吃惊，但是慷慨仍然慷慨。乾隆五十年（1785年）全国性灾荒，乾隆手忙脚乱，昼夜不息，批示各地，或令截留漕料，或令开放谷仓，或令发给银两，或令减价平粜，或令兴工代赈。皇帝说：“朕廑念民依，如伤在报。”这年用来赈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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