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俗、直觉、群体无意识、群体情绪为主导，缺乏理性精神和分析能力。他们可以轻易相信他们
领袖具有神通，“刀枪不入”“撒豆成兵”，相信洋人“剜人眼睛做药”，相信“耳屎可以致人哑”，相信种种奇奇怪怪偏方。因此，他们很容易被那些“心怀不轨”人所利用，充当炮灰，成为社会动乱主力。
基于对历代农民起义研究，以及精细求全个性，乾隆对那些“疯人造反案”，
律宁可信其真，不可信其疯。即使审讯证明确实是疯子，他也认为这样人留在地方，是不稳定因素，保不定什
时候会为心怀不轨者所用。乾隆为
给自己残忍找借口，还解释自己动机说：“此为疯人之言。然此等无知妄作，病废之时尚复如此作为，其平昔之不安分，作*犯科，已可概知，岂可复容于光天化日之下？”就是说，这些疯人好时候必然也是不安分之人，所以病时才,bao露内心罪恶。因此，杀掉他们并没有什不妥。
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寓居湖北流亡文人刘三元自称汉朝后裔，“要天下*员扶持”，并将这些话写在纸上，被官府查获。据其亲属和乡邻招供，刘三元向患疯病。经过反复研讯，湖北巡抚宋邦绥等虽认为“其疯癫似非尽由捏饰”，但“恭逢圣世，胆敢假借梦语，肆行狂吠，不法已极”，奏请依照大逆律凌迟处死。奉旨准行。
同年八月，又有疯人王宗训以书写“
有天神扶助”“可为天下之主”等“逆词”而被盘获。经查王宗训已有八年精神病史，但承审官广西巡抚冯钤等仍以其胆敢妄造逆词，不法已极，奏请照大逆律凌迟处死，亲属缘坐。
以上诸案，经过审实，与宗教和起义无关，乾隆仍然不放过。这固然是统治者过度防御，背后仍然有其他策略考虑。对乾隆来说，这是种低成本、省事而高效处理方法，可以最大限度地防止个别心怀不轨者装疯卖傻，逃过法网。同时还有个好处，就是可以制造恐怖，恫吓“愚民”，“务必重处，以儆其余”，使那些正常人越发不敢犯法。底层民众几条性命，在他“政治大局”中是不值钱。
们不能不承认乾隆皇帝对农民起义规律认识颇为深刻，防范手段也确实老辣阴狠，然而这并不能阻止清代后期风起云涌次次大起义。味地迷信打压和控制统治者甚至自身就受到惩罚，就在他前所未有地打击民间宗教过程中，白莲教起义怒潮差点掀翻他统治。而在他故去五十年后，正是四次科举没能考上秀才“失意文人”洪秀全，利用“上帝教”起事，再次沉重打击大清朝。
三消灭记忆
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年初，江西新昌县衙门口，个目露凶光中年人，挟着本厚厚大书来告状。
告状人叫王泷南，是当地著名“光棍”，平时横行乡里，恶名远扬。他所挟书叫《字贯》，是乡间举人王锡侯新编本字典。他禀告县令说，这本书“狂妄悖逆”，十分反动，应该严厉法办。
县令和王泷南没少打交道，知道他和王锡侯是仇人，所以早已心存警惕。县令接过书，粗粗翻遍，皱着眉头问：“这不过是本普通字典罢，有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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