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知道，这样直接违反祖宗定评
大事，后世子孙没有魄力、没有能力去办，承担
承平百年之后，汉人头脑中“反清意识”仍然是社会动乱最佳火种，是大清社会存在最大隐患。
韩非子说得好，“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统治者不仅需要有“硬实力”，还需要有“软实力”。列祖列宗成功地驯服
内地人民身，却没能彻底地“驯心”。而只有达到“驯心”统治深度，大清江山才能亿万斯年。然而，“驯心”又是最难，它需要是慢工出细活。如今，所有其他迫切重大问题都已经解决，他正可以利用这个时机，好整以暇，集中精神解决人们思想意识问题。
因此，宣布国家进入“极盛”以后，皇帝提出“大兴文治”口号。皇帝说，圣明之治，“始之以武，终之以文”。
“文治”核心是为全国臣民确立
套正确历史观和价值观。在日理万机处理无数繁杂政务同时，皇帝还亲力亲为，在意识形态领域重点抓如下几件大事：
是为天下臣民“御制”部标准历史。编写历史教科书是构建意识形态最强有力武器。通过讲故事方式来构建和修改个民族记忆，历来是最高明统治技术之。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皇帝指导大臣编成《御批历代通鉴辑览》书，系统讲述从黄帝到明末共计四千五百五十九年历史。
清代统治者入关后遇到最大意识形态困难就是建立在“华夷之辨”基础之上“正统观”。按照传统说法，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不论怎
解释，都是种无法容忍“本末倒置”。乾隆在这部书中最着力，是确立新“正统观”。乾隆从“天下家”和“大统”角度重建“正统观”，重新论证历代少数民族政权合法性。乾隆从《春秋》等传统经典中为自己寻找依据说：“夷狄而中华，则中华之；中华而夷狄，则夷狄之。此亦《春秋》之法，司马光、朱子所为亟亟也。”他强调“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家之天下也”，谁建立“大统”政权，谁政策措施有利于百姓生活，谁就是自然“正统”。通过这部书广泛传播，外族统治者首次占据“道统”制高点，有效地宣传自己统治合法性。
二是根据时势需要，大幅修正些当代历史人物评价。
乾隆为人，极端自负。他举动，都想着要为后世万代树榜样。所以他贯瞄准那些事关全局最艰巨、最棘手问题，不给后代子孙留麻烦。调整对明末清初人物评价就属此类。
众所周知，没有大批有杰出才华汉人帮助，满族人入主中原是不可能。因此，雍正帝在《大义觉迷录》中称赞投顺清朝明臣“皆应天顺时，通达大义，辅佐本朝成统太平之业，而其人亦标名竹帛，勒勋鼎彝”。这代表清初统治者对汉族功臣贯态度。
可是，到乾隆时期，国家已经安定百年，攻守之势已变。创业之时，提倡“识时务者为俊杰”，而守业之时，最需要是提倡臣民“愚忠”。为“砥砺臣节”，乾隆决定把这些“事二君”者打成反面教员，以防止后来者在清王朝遇到危机时同样“应天顺时，通达大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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