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责任非他莫属。乾隆四十年,他特命国史馆实现写法创新,特立《贰臣传》,把那些“在明已登仕版,又复身仕本朝”“大节有亏”人物统统收入此类。他说,不但钱谦益等后来降臣“大节有亏,实不足齿于人类”,就连那些为清帝国建立立下汗马功劳开国元勋也不能逃过今天道德审判。开国元勋范文程,虽然未在明朝任职,但因为原是明朝生员,被乾隆评价为“与纯儒品节不无遗议”。李永芳是明朝在职*员中降清第人,对后金忠心耿耿,功勋卓著,乾隆却认为“律有死无贰之义,不能为之讳”。洪承畴随多尔衮入关,入内阁总理军务,功劳最多,乾隆却认为他曾是明朝重臣,叛明降清实在可耻。以上诸人皆被编入《贰臣传》甲编,供后世永远批判。乾隆说,这样做“即所谓虽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者……此实朕大中至正之心,为万世臣子植纲常,即以是示彰瘅”。
三是大规模整理中国历史文献,营造博大恢宏文治气象,以证盛世“文治之极隆”。财力充足支持乾隆大修官书,装点升平,乾隆朝官修各种大型丛书达百二十种之多,为中国历代王朝之冠。其中《续通典》《大清会典》等都成果斐然,而最有名当然数《四库全书》。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三月,皇帝说,为大兴文治,他立意在自己任内再创项前无古人纪录,修撰部人类史上最大丛书。皇帝下诏,鼓励藏书家们奉献自己珍藏图书给国家以为修书之用,谁献得多,皇帝就给谁奖赏。
为防止人们怕“犯忌讳”而不献书,皇帝特意在谕旨中说:
文人著书立说,各抒所长,或传闻互异,或记载失实,固所不免,果其略有可观,原不妨兼收并蓄。即或字义触碍,如南北史之互相诋毁,此乃前人偏见,与近人无涉,又何必过于畏首畏尾耶!
这段话,说得心平气和,通情达理,比照起康熙和雍正对忌讳文字狭隘态度,真是天渊之别。大意是文人学士写书,岂能本本政治正确,有点失实之处,在所难免。即使有些书触及民族问题,比如南北史中南方民族与北方民族互相咒骂,也不过是前代人偏见,与藏书者无涉,你们何必过于畏首畏尾,不敢进献呢!
皇帝声令下,各地积极执行,五花八门图书源源不断地从民间输送到皇帝书房,短短年半时间,各地送来珍本图书万三千五百多种,“遗文秘册,有数百年博学通儒所未得见而今可借钞于馆阁者”。
酷爱读书皇帝十分兴奋。然而读几日,皇帝却发现个严重问题。为什这万多种书中,居然没有本稍稍“反动”点书呢?
原来,在编辑部前无古人大书计划背后,还隐藏着皇帝个隐秘想法。编撰图书,弘扬“正气”,是文治中“阳”手。然而任何个重大举措,只有“阳”手是绝对不够。皇帝修此大书另个重要目是想借这个机会,调查下“反动书籍”或者说“违碍书籍”在民间收藏、流传情况,也想看看民间所藏“悖逆书籍”,到底“悖逆”成什样。他需要个通盘解,以便采取措施为后世彻底扫除那些“异端邪说”。
可是这万多本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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