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以夷狄治夷狄，犹人不可杂之于兽，兽不可杂之于人也。”那些宣传“华夷之分，大过于君臣之伦”
传统历史观，以及宣传“夷狄异类，近于禽兽”狭隘民族主义图书当然是犯忌讳。
二是记录
满族人征服中国过程中种种,bao行野史。明末清初书籍中，记载满人,bao行，咒骂诋毁者，为数颇多，这都是清代统治者十分在意禁书。
而到乾隆朝，文字狱范围在这个基础上又大大扩展。乾隆皇帝做事特点是通盘考虑，斩草除根。康熙、雍正所针对，主要是已故作者作品，而乾隆却把矛头扩大到所有活人“违碍文字”。他要修正，不仅是反满情绪，还包括汉族人对所有少数民族政权“错误看法”。所以，他要禁绝，不只是明末清初野史，而且还包括宋元明时代所有指斥少数民族字句。
因此，在乾隆标准下，文字禁忌可谓多如牛毛：要忌虏、忌戎、忌胡、忌夷狄、忌犬戎、忌蕃、忌酋、忌伪、忌贼、忌犯阙……对于事涉“女真”“满洲”字样书当然要求更严。女真在中国历史上活动很长时间，从宋至清，凡书中有涉“女真”“女直”“满洲”，甚至“辽东”字样书籍，哪怕只提
个地名，都有违碍可能。用这个标准来衡量，“忌讳”文字当然比比皆是，不法图书当然也就处处都有。在宁左勿右心态支配下，各地*员凡遇涉嫌“忌讳”图书，不管三七二十，律收缴，请示“体送毁”“概毁全书”。
皇帝为什
对民族情绪视如大敌呢？原因是清王朝与历代汉人王朝建立过程不同。
清代帝王最爱说句话是“
大清得天下之正”，也就是说大清之取天下，是有史以来最光明正大、顺理成章。
清代君臣这样解释这个“正”。他们说，曹魏、西晋、唐、宋诸朝，都是原来臣子趁着混乱从孤儿寡母手中抢得政权，有偷和骗之嫌，实在称不上光明正大。至于汉朝和元朝，则是赤裸裸凭头颅和鲜血建立，比前述诸朝实在硬气得多。“然汉自灭秦，元自灭宋，虽未尝不正，而与鼎革相接。”（章学诚《丙辰劄记》）比如宋朝本来没有过错，元朝强抢，是不是有点不好意思？再比如明太祖虽然是介平民，但毕竟是元朝子民，“以纲常伦纪言之，岂能逃篡窃之罪”？（《大义觉迷录》）
只有清代皇帝不存在这个心理负担，因为他们天下是得之于“流贼”，而非得之于明朝。他们与明朝本是“邻国”，见邻国奴才起来造反杀主子，出于义愤出兵镇压奴才，替这家主人报仇，“明朝天下亡于流贼李自成之手，是强盗劫去家财，赶出明之主人者，李自成也。朝驱逐流寇，应天顺人，而得天下，是乃捕治强盗，明罚敕法之天吏也”。（《大义觉迷录》）“于故明但有存恤之德，毫无鼎革之嫌”。所以说起来，别人得天下都是靠抢和骗，而“大清”则是因为“见义勇为”而顺理成章地得这大片家业，实在是“正”得没法再“正”。
枪杆子在手，什谎话都可以说得理直气壮，甚至能把说谎者自己感动得塌糊涂，这本是中国政治个通例。不过清王朝统治者巧言佞辩还是出人意料。
请关闭浏览器阅读模式后查看本章节，否则可能部分章节内容会丢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