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有反清思想
书籍。汉人历来有狭隘民族观。黄宗羲说：“中国之与夷狄，内外之辨也。以中国治中
中说：“各省地方官当共加感惕，务须时刻留心查察，倘所属内或有不法书籍刊布流传，即行禀报督抚，严拿重治。”倘若仍然“漫不知儆”，“嗣后别经发觉，必当从重办理”。（《清高宗实录》）
制造恐怖，杀儆百，是皇帝惯用手段。在乾隆朝政治中，经常可以见到出其不意、轻罪重罚事例。
除
情绪和性格因素外，乾隆行政之忽宽忽严，更主要是策略考虑。
几乎所有雄才大略君主都深懂恐怖妙用。恐怖使官僚机构更有效率，使底层民众更有纪律，使统治者仁慈更容易让人们记住，因而也使统治者更安全。马基雅弗利说，“令人畏惧比受人爱戴更安全”。个不懂得“杀人立威”君主，早晚会受到被统治者轻视。而仁慈和宽容，只有在恐怖和严厉背景下才更为人们所珍惜和颂扬。所以成功统治者必须具有两面：面是圣人样仁慈，另面是狮子样残,bao。
对于极端珍视权力乾隆来说，不让人掌握他统治定势，是极为重要事。使人们永远处于战战兢兢不知斧头何时落下心理状态，是他既定统治目标。乾隆贯认为，适时制造两起出奇、出格大案，才能最有效地起到震慑、恐吓作用。这是破除阻力，推进某项政策事半功倍之策。他非常喜欢史马迁这段话：“商君之法，刑弃灰于道者。夫弃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罚也。彼唯明主为能深督轻罪。夫罪轻且督深，而况有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
意思是说，商鞅对在道路上扔垃圾者施以重刑，是治国好办法。把灰倒在道路上，这是小小过错。对此小错而施以重罚，可以起到更好宣传效果。乾隆认为，为达到这种效果，冤枉几个小民，甚至几个官僚，都是无足计较成本。因为他胸怀，是整个国家，整个社稷。
皇帝果然达到目。“字贯案”有力地推动禁书运动。在此案之后，各省禁书工作都雷厉风行地开展起来，各地先后设立“书局”，专门负责查缴“不法违碍”书籍。各地*员放下手头其他工作，把禁书当作当前最重要核心工作来抓。他们在地方广贴告示，恫吓藏书之人，如果再不交出违碍之书，将“贻累及身，更累及于子孙”。许多地方*员充分发挥创造性，想出种种阴毒办法。比如浙江巡抚三宝说，他将全省教职人员都分派回老家，让他们深入各自亲戚家里，“因亲及友，细加访询检查”，并且把缴书成绩作为将来升官依据：“将来即以缴书之多寡为补用名次先后。”在三宝启发下，各地*员也命令工作人员深入居民家中，甚至穷乡僻壤农民家中，逐户搜查。整个大清王朝几乎被掀个底朝天。
随着禁书运动轰轰烈烈地进行，越来越多违禁图书被送到北京。成果是如此丰硕，以致朝廷原来暂时存放不法书籍方略馆居然书满为患，无法容纳，甚至院子里也堆积如山。
那
，这些如山如海书籍中到底都有些什内容，让皇帝如此兴师动众去搜罗并消灭呢？
康雍两代，禁书大约有以下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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