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不知道,他错过世界留给中国最后个机会。
在地理大发现之前,中国对外部世界直是怀抱着相当兴趣。汉武帝多次派人外出探险,与欧洲遥通声息。唐代开始,中国对外贸易已经相当繁荣,“自伊吾以西,波斯以东,商旅相继,职员不绝”。各色人种商人聚集长安,直是大唐开放气派个标志性证明。两宋海外贸易更为繁荣,数代皇帝对外贸都十分重视。北宋神宗曾说:“东南利国之大,舶商亦居其焉。”因而他要求臣下“创法讲求”,
等在京城开设货行之事……天朝疆界严明,从不许外藩人等稍有越境掺杂。是尔国欲在京城立行之事,必不可行。
关于英国人想“获得”个岛,放置货物,皇帝说:
尔国欲在珠山海岛地方居住,原为发卖货物而起。今珠山地方既无洋行,又无通事,尔国船只已不在彼停泊,尔国要此海岛地方,亦属无用。天朝尺土皆归版籍,疆址森然,即岛屿沙洲,亦必画界分疆,各有专属,况外夷向化天朝交易货物者,亦不仅尔英吉利国。若别国纷纷效尤,恳请赏给地方居住买卖之人,岂能各应所求。且天朝亦无此体制,此事尤不便准行。
至于让生活在广州英国人获得更大自由度这个小小要求,皇帝同样断然拒绝。英国人希望能住到省城之内,并且恳求说,他们在广州期间,应该有骑马、从事他们喜爱体育运动和为健康而进行锻炼自由。英国人还保证说,他们将注意在得到准许后将不打扰中国人生活。但皇帝认为,这个问题过去早有过定制,不容更改。他说:
向来西洋各国夷商居住澳门贸易,画定住址地界,不得逾越尺寸。其赴洋行发货夷商,亦不得擅入省城,原以杜民夷之争论,立中外之大防。今欲于附近省城地方另拨处给尔国夷商居住,已非西洋夷商历来在澳门定例。况西洋各国在广东易多年,获利丰厚,来者日众,岂能拨给地方分住耶。至于夷商等出入往来,悉由地方官督率洋行商人随时稽查,若竟毫无限制,恐内地民人与尔国夷人间有争论,转非体恤之意。核之事理,自应仍照定例,在澳门居住方为妥善。
关于改革广州贸易体制并公开关税,皇帝则说:
粤海关征收船科,向有定例……毋庸另行晓谕。
总之,马戛尔尼所有要求,字不落,全部被否定。在结尾处,皇帝总结说:
以上所谕各条,原因尔使臣之妄说,尔国王或未能深悉天朝体制,并非有意妄于。朕于入贡诸邦诚心向化者,无不加之体恤,用示怀柔。如有恳求之事,若于体制无妨,无不曲从所请。况尔国正僻处重洋,输诚纳贡,朕之赐予优嘉倍于他国。今尔使臣所恳各条,不但于天朝法制攸关,即为尔国代谋,亦俱无益难行之事。兹再明白晓谕尔国王,当仰体朕心,永远遵奉共享太平之福。若经此次详谕后,尔国王或误听尔臣下之言,任从夷商将货船驶至浙江、天津地方欲求上岸交易,天朝法制森严,各处守土文武恪遵功令。尔国船只到彼,该处文武必不肯令其停留,定当立时驱逐出洋,未免尔国夷商徒劳往返。勿谓言之不豫也。其凛遵毋忽。
乾隆这道谕旨,向世界宣告通过和平方式打开中国大门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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