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现过周期性
“农民起义”导致改朝换代现象。在中国范围之内，也只有汉文化地区才有此类现象，西藏地区和大部分土司统治地区，都没有周期性所谓“农民起义”或者“农奴起义”现象。何以如此？最基本原因是郡县制下，z.府汲取能力空前提高，而这种汲取能力缺乏有效制约，通常很快就会超过社会承受能力，导致社会崩溃。当然，这个机制具体过程，
以后还要细讲。
要介绍第四条大脉络，是在
头尾两次巨变中间，中国政治和社会方面不停地循环，另方面却朝着个固定方向演进。
从表面上看，从秦到清中间这两千多年陷入种简单循环当中，不只是王朝更替循环，其他方面也有很多循环。比如在皇帝与丞相关系上，表现为皇帝对丞相防范，用自己身边临时秘书班子取代丞相或者正式z.府机构。结果这个小班子又演变为正式z.府机构，皇帝又建立新小班子取代这个正式班子。这就是中国历史上丞相名目不停变化原因，从丞相变为尚书省，再变成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再变成内阁大学士，再变成军机大臣。在地方与中央关系上，朝廷总信不过地方官，派出临时*员前去巡察。结果这些巡察*员慢慢又变成固定地方官，下个朝代又要制定新临时巡察制度，如此循环不已，两千多年直在不停地玩这种游戏。
当然，这个循环当中也有进步。这两千多年并不是如西方学者所说，是个完全僵化、停滞时代。在这两千多年间，贯穿着条主线，那就是政治技术不断演进。比如，虽然皇帝和丞相关系总是在不停地变动循环当中，但是总趋势是皇权越来越重，相权越来越轻，直至皇权可以完全取代相权。这变化，又影响
中国社会方方面面发展。
要介绍中国历史第五条大脉络，是边疆与中央关系问题。
中国历史上几乎所有新兴政权，都是起自边疆地区。对夏人来说，商人是边缘民族，是东夷。对商人来说，周人也是边缘民族，是西夷。些历史学研究认为，周人先祖很可能是北方狄人，比如徐中舒先生认为，周人出自北狄中白狄。而在中原诸侯国看来，秦人也是西边蛮夷之国，受草原文化影响极深，“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翟遇之”，待之以夷狄。然而正是这个边缘、被视为蛮夷国家，最终统天下。
这种边缘与中央关系，到汉代以后，还产生个固定模式，那就是几乎都是起自东北少数民族占据半壁江山，或者统天下。占据半壁江山是鲜卑北魏、契丹辽朝和女真金朝，统天下是蒙古元朝和满洲清朝，他们都曾长期生活在东北地区。这些民族有很多相似性，比如鲜卑、契丹、女真和满洲人都剃去前额和头顶头发，鲜卑有“八柱国”，契丹有“八部”，满洲有“八旗”。隋唐两朝也是受少数民族文化影响极深王朝，因为他们开国之君身上不但有着至少半以上鲜卑血统，而且在文化上也严重地“鲜卑化”[4]，这些在隋唐前期政治中有鲜明体现。
因此，边缘民族入主中原，不是时世特例，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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