者分别死于失血性休克、溺死及火灾。然而，透过表面征象，仍可以发现其中
共性。
首先，凶手在作案时都戴
手套以及帽子，并着意清除足迹；
其次，因每次犯案时都需要携带
定数量犯罪工具，例如保险箱、水囊、水桶及油桶等等，凶手疑似驾驶机动车辆前往犯罪现场；再次，部分犯罪工具性质相同。在富民小区杀人案及富都华城纵火案中，凶手都曾用乙醚来麻醉被害人，并用相同（或相似）黄色胶带束缚被害人手脚。值得注意是，在第47中学杀人案中，凶手用木棍敲击方式使被害人丧失反抗，而在后两起案件中则使用乙醚。这似乎表明凶手在系列作案中，对作案手段风险及可靠系数进行反思，并有意升级，进而选择更有效、保险手法；最后，凶手在三起案件中，都采用非常不必要繁琐程序来完成杀人。从现场重建分析情况来看，在致被害人死地之前，凶手都已将被害人彻底制服。此时，杀死他们实在是易如反掌。然而，凶手甘愿冒着在现场停留时间过长、随时可能,bao露罪行风险，费时费力地安排非常复杂“仪式”来杀死对方。
于是，魏明军被迫用自己血当作墨水来解题以获得密码。姜维利重回“予宫”并溺死于“羊水”之中，以实现“有能耐你把
塞回去”狂言。在吴兆光身上，则几近完美地重现侯永梅被烧死整个过程。
这种“仪式化”现场传达出来意义是，死者曾给他人带来痛苦，最终都报应在自己身上。
以凶手缜密心思，不可能不知道这样个道理：他在现场进行活动越多，留下痕迹物证风险越大。他之所以仍然坚持这
做，乃是他希望借此实现所谓“公平”强烈意愿所致。换句话来说，单纯杀死三个被害人，并不能充分满足凶手内心需要。致其于死地，固然是凶手追求目标。然而，相对于死亡这结果，凶手显然更看重死亡形式。而且，通过这些极具宿命感及形式化“仪式”，凶手方面得到某种情绪及心理宣泄，另方面，他也试图借此向整个社会传达这样个信息：善恶有报。
尽管方木提出以上依据与传统并案侦查条件并不完全符合，且多是出于主观推测，然而，在杨学武大力支持下，市局最终还是同意方木主张，并从市局及案发地所属数个公安分局抽调人员，成立专案组。
三起案件相关证据材料被统整合，集中到专案组做分析处理，力求在最短时间内确定侦查方向及范围。与此同时，方木也接受个任务：为凶手做心理画像。
简单地说，方木要根据已经掌握情况，对凶手动机、行为、目及其心理特点进行相关分析，进而对凶手相关属性进行描述。这种描述，将为警方提供份较为直观嫌疑人特征描绘提纲，以便缩小排查范围，并预测新犯罪可能性及其特点，在确定侦查方向同时，也提出防范工作重点。
在般情况下，犯罪心理画像所依据信息主要来自于现场勘查以及对被害人、现场感知人（例如目击者）分析研究。从这三起案件来看，几乎不存在现场感知人。而且，凶手在现场留存明态痕迹少之又少。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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