句格言：“最真就是最美。”1961年，《生活与命运》
手稿被抄没以后，格罗斯曼居然给赫鲁晓夫写信，说：“
书里写是过去信仰，并且现在继续信仰东西。只写自己想法，自己感受，自己痛苦。”[6]
格罗斯曼身上某些东西—对真理爱，或许还有批判智慧—不仅令高尔基警惕，也引起
斯大林警觉。用今天眼光来看，《斯捷潘·柯尔丘根》也像《格留考夫》
样，已经够正统，但斯大林还是把它从斯大林奖金提名作品名单上划掉。他锤定音，说这本小说写年轻g,m者，实际上是“同情孟什维克”。[7]其实，格罗斯曼既不是孟什维克，也不是殉道者；不过，在大恐怖时期，他显露出相当大勇气。1938年，他第二任妻子奥尔加·米哈伊洛芙娜（OlgaMikhailovna）被捕。格罗斯曼立刻收养奥尔加与前夫鲍里斯·古贝尔（BorisGuber）所生两个儿子，古贝尔此前年已被逮捕。如果不是格罗斯曼动作快，这两个孩子说不定会被抓起来，关到拘押“人民敌人”子弟劳改营里去。接着，格罗斯曼给内务人民委员会[8]秘密警察头子叶佐夫（Yezhov）写信，说奥尔加·米哈伊洛芙娜现在是他妻子，不是古贝尔妻子，因此，她前夫事不应该拿她是问，他们已经完全断绝关系。那年晚些时候，奥尔加·米哈伊洛芙娜被释放。[9]格罗斯曼朋友利普金评论说：“这切看起来好像再正常不过，可在当时，胆敢给国家首席刽子手写这样信，定是非常勇敢人。”[10]格罗斯曼好几篇描写逮捕和检举短篇小说，就是在这个时候动笔写，可是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才首次得以出版。
格罗斯曼不同政见是逐渐发展而成，并不是经过哪个单个事件，下子就成为异见人士。像大多数人样，他也有行为前后不情况。整个战争期间，他好像既不怕德国人，也不怕苏联秘密警察。但是，1952年，斯大林反犹运动压力越来越大。官方登出封公开信，说犹太医生要谋害斯大林性命，呼吁以最严厉手段惩办这些医生。格罗斯曼同意在信上签名。[11]
在那个节骨眼上，格罗斯曼居然示弱，这似乎很奇怪。有可能是他时失常：当时他刚刚和诗人兼编辑亚历山大·特瓦尔多夫斯基（AleksandrTvardovsky）有过争执，头脑不怎
清楚，就在这个时候，上头让他签字。[12]然而，《生活与命运》几乎是部百科全书，把极权社会错综复杂人生百态和盘托出，也从未有人比格罗斯曼更好地明确写出个人要想抵抗极权压力艰难：
但是有种看不见力量把他压住。他感觉到它威慑重量，它强迫他按它意图去想，强迫他按照它意思写。它就在他身体内部，强迫他心收缩，溶解他决心……
只有不曾亲身体验过这种力量人，见到有人屈服于这种力量，才会感到惊讶。亲身体验过这种力量人，感到惊讶倒是另点：敢于发下火，哪怕是迸出句怨言，或者很快地做个表示抗议手势。[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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