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罗斯曼并不想掩盖自己
失策。他最自责是1941年德国入侵之后，没有把母亲从别尔基切夫接出来。但是他也怪罪妻子，因为她和母亲关系不好。战争前夕，格罗斯曼曾向妻子提出接母亲来莫斯科，住在他们家里，妻子奥尔加·米哈伊洛芙娜却说地方太小，不方便。[14]1941年9月，他母亲，叶卡捷琳娜·萨韦列夫娜，被德国人杀害
。同时被害还有生活在别尔基切夫30000名犹太人大多数。
格罗斯曼死后，在他文件里发现
个信封。里面有两封信，是他在1950年和1961年写给他死去母亲，封是母亲九周年忌日那天写，另封是母亲二十周年忌日那天写，除信还发现两张照片。格罗斯曼在第封信里写道：“
总在想，你是怎样死，是怎样走到被害地方，想几十次，也可能想几百次，杀害你那个人长得什
样，那人是最后个见过你人。知道，当时你心里直都在想着。”[15]有张照片是母亲和瓦西里合影，照片上他还是个小孩儿；另张照片是格罗斯曼从个德国党卫军军官尸体身上取下来，照片上是个大坑，坑里有几百具裸体女尸，有成年妇女，也有小姑娘。母亲死令格罗斯曼极度内疚，他和妻子相互指责，这切都反映在《生活与命运》里。书中人物安娜·谢苗诺芙娜（AnnaSemyonovna）就是格罗斯曼母亲形象，她给儿子写封信，好不容易才把信托人偷偷带出犹太人隔离区。在所有为东欧犹太人发出悲叹之声中，不知道有哪个比这封信更令人动容。[16]
格罗斯曼也许把战争当做赎罪机会。他不顾视力不好，健康欠佳，报名参军想当名普通士兵。结果，他被分配到苏联红军报纸《红星报》当战地记者，很快便赢得各方好评，其坚韧勇敢给几乎所有人留下深刻印象。他报道所有主要战役，从莫斯科保卫战到攻克柏林。普通士兵和高级将领都爱看他文章。成群前线士兵聚集在起，而其中人从唯份《红星报》大声朗读报纸内容；作家维克多·涅克拉索夫曾在斯大林格勒参加战斗，他记得“登载着格罗斯曼和爱伦堡文章报纸被读又读，直到报纸已经变得破破烂烂”。[17]
没有哪个记者像格罗斯曼那样报道“无情战争真情实况”（格罗斯曼语）。他记事本上很多大段文字，要是被秘密警察看见，很可能会治他死罪。有些话对军队高官们形象非常不利，有报道居然不顾禁忌，把开小差、勾结德国人等通敌行为都记录下来。
他笔记本里记满出乎意料事情，很多都在《生活与命运》里再现出来。早期笔记有这条：“前线气味通常是停尸房和铁匠铺那两种气味兼而有之。”格罗斯曼到斯大林格勒没几天就发回报道：“落日余晖照在广场上，有种阴森怪诞美：浅粉色天空透过成千上万空洞窗口和屋顶朝外看着。幅巨大宣传画用俗气颜料写着：‘光辉大道。’”[18]
格罗斯曼采访从来不记笔记，或许是怕吓着被采访人。他喜欢凭借过人记忆写稿。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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