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维埃史诗般恢弘作品。然而他却说苏联**主义和纳粹国家社会主义是互为镜像,那个时候,即使是在西方,能听懂这话人也没有几个。这个政权最引以为豪就是打败纳粹,没有什比这个异端邪说更触目惊心。
格罗斯曼有两个知己密友,个是谢苗·利普金(SemyonLipkin),个是叶卡捷琳娜·扎波罗茨卡亚(YekaterinaZabolotskaya)。1960年10月,格罗斯曼不顾这两个朋友劝告,把《生活与命运》手稿交给《旗帜报》编辑。当时正是赫鲁晓夫“解冻”时期,格罗斯曼胸有成竹,认为这本小说能够出版。1961年2月天,三个克格勃(KGB)军官来到他家,抄没他手稿和相关资料,连复写纸和打印色带都没收。当局不逮捕人而“逮捕”书,苏联历史上只有两次,这回是其中次。[26]除《古拉格群岛》,还没有哪本书被认为这危险。[27]当局叫他在个保证书上签字,保证不把克格勃这次登门造访事和别人讲。他拒绝签字。但克格勃其他要求,他好像照办。他把这几个克格勃军官领到他表弟家,让他们把其他两份手稿也抄去。但是,格罗斯曼另外还备两份手稿,克格勃竟然没发现:份留给谢苗·利普金保存,份留给廖丽亚·多米尼吉娜(LyolyaDominikina)保存。廖丽亚是他学生时代朋友,和文学界没有任何联系。
很多人都认为格罗斯曼过于天真,居然心存幻想,以为苏联当局会允许他出版《生活与命运》。利普金和扎波罗茨卡亚就持这种观点。根据他们说法,格罗斯曼之所以同意把这本小说多备份手稿,全因他们坚持。[28]但是,诗人科尔涅伊·楚科夫斯基(KorneiChukovsky)在1960年12月27日那天日记里这样写道:“格罗斯曼接到赫鲁晓夫秘书打来电话,说这本小说太好,正是目前所需要,说他要把自己读后感告诉赫鲁晓夫。”这是传闻,不知是真是假。即便没来电话,楚科夫斯基对此事重视,这就很不般。[29]
个人并不觉得格罗斯曼天真。不论是人心理活动,还是苏联政权内部运作,显然他都是非常熟悉。1956年赫鲁晓夫公开谴责斯大林。从那时起,政治形势直在迅速演变。今天回过头来评说当时政治形势,事后聪明,肯定不费吹灰之力。艺术批评家伊格尔·格隆斯托克(IgorGolomstock)跟讲过,当时很多有头脑人期望值都很高,他们深刻批判苏联政权,但他们都像格罗斯曼样,辈子都是在苏联体制内度过。利普金说得很明白,格罗斯曼知道自己有被捕可能;看法是这样:格罗斯曼当时有可能只是厌倦搪塞支吾,当局今天要求这样,明天要求那样,他厌倦,不想再跟着它指挥棒转。他没料到,这回和往常不样,没逮捕他本人,却把他小说逮捕。他把这本书手稿在廖丽亚·多米尼吉娜那儿也存份。[30]不过,为慎重起见,他连利普金都没告诉,以防万。
格罗斯曼不断要求出版他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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