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世所有
幸福时光都似不长久。编译馆第二年，
那运指如飞打字机上，拥有唱歌心情日子就骤然停止
。
原任教科书组主任黄发策因病辞职，而业务不能
日停顿。教科书组不仅须负责中小学所有各科教科书编、写、印刷、发行，还有把“政治正确”尚方宝剑祭在头顶。王馆长令先去兼任，以便业务照常进行，他努力寻找合适人。于是，勉为其难兼任教科书组主任之职。
那时所有教科书都只有部定本种，九六八年，蒋中正总统下手令实施九年义务教育，由国立编译馆先编暂定本教材，九七二年正式编印部定本，这年也就是随着王馆长走进舟山路那座门时候。
全国万所国民中学要实施九年义务教育，因此教育部明智决定:教科书有三年暂用本缓冲。缓冲期间，教学实际建议和民间舆论具体反应，都是编部定本最有帮助根据。们接任之初，国立编译馆是舆论最大箭靶，样样都不对，最不对是教科书，编、写、印刷、发行。全有弊病，恶骂国文教科书更是报章大小专栏文章最爱，从“愚民误导”到“动摇国本”，从种种文字讨伐到立法院质询，馆里有专人搜集，周就贴满目册。
们遭遇到最大困难是国民中学第套部定本国文教科书，它几乎是众目所视、众手所指焦点。三年来，社会舆论对已编国中三年六册暂定本有许多不满指责和批评。表面上都只说选文不当、程度不对，也有稍坦白说。学生没有兴趣。究竟哪些课不当、不对?为什
没有兴趣?没有人具体地指出，只是转弯抹角继续呼吁:救救孩子!给他们读书快乐!培养他们自由活泼人格……这些批评没有个人敢直截明白地说：暂用本教材太多党、政、军文章。即使有人敢写，也没有报纸杂志敢登。
到国立编译馆之前，对自己工作已做些研究。台中教育界朋友很多，那才是真正“民间”。国民中学各科编审委员会全是新设，可聘请切合时代精神专家学者，而不似过去只以声望地位作考虑。在这方面，王馆长和在大学校园多年，应已有足够认识和判断能力。工作之就是掌理人文社会各科编写计画。既被迫兼掌教科书组，又须负责计划执行，包括各科编审委员会组成，编书内容审定。在九七二年，那并不只是“学术判断”工作，也是“政治判断”工作。
第件事是仔细研究，分析暂定本国文内容编排。每学期册，各选二十篇课文。翻开暂定本第册篇目表，前面两课是蒋中正《国民中学联合开学典礼训词》和孙文《立志做大事》，接续就是《孔子与弟子言志》、《孔子与教师节）、《民元双十节》、《辛亥武昌起义轶闻）、《示荷兰守将书》、《庆祝台湾光复节》、《国父幼年时代》、《g,m运动之开始》。政治色彩之浓厚令几乎喘不过气来，更何况十二、三岁国学生!
是什样群“学者”，用什样“政治正确”心理编出这样国文教科书？这时明白，所面临革新挑战是多强烈巨大。但是走到这步，已无路可退，只有向前迎战。
第件事是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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