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世纪，翻过乌拉尔山前往流放地
囚犯队伍，都会路过
根高3.5米普通柱子。柱子由砖砌成，表面涂石灰。它矗立在圣彼得堡以东约2500千米处林间空地上，侧刻着彼尔姆省省徽和“欧洲”字样，另侧刻着托博尔斯克省省徽和“亚洲”字样。这个俄国欧洲部分和西伯利亚之间界标非常简易，因而掩盖
它作为流放者跟故乡痛苦分离标志重要意义。被流放无z.府主义者彼得·克鲁泡特金公爵冷冷地指出：“在西伯利亚界标上题刻但丁地狱，会比这两个假装描绘两大洲轮廓词更合适。”1美国人乔治·凯南曾在1888年穿越西伯利亚，当时他亲眼见到这个界标旁景象：
在圣彼得堡和太平洋之间广阔地域，这个地方包含着最多痛苦暗示，这个小小林间空地，这个矗立着根满是悲伤柱子空地，是最引行路者伤心地方。成千上万名流放者，包括男人、女人和儿童，王公、贵族和农民，在这里向朋友、故乡和家园永别……俄国农民，即使他是罪犯，也深深依恋着他故土；这个界标周围曾经上演过很多撕心裂肺场景……些人陷入无限悲伤当中；些人在安慰泪眼婆娑之人；些人跪下来，把脸贴向故土土壤，然后带上把泥土随他们去流放地……2
经过这根界标柱流放者有时会在上面涂写最后告别语句，比如“别，玛莎！”“别，生活！”。另些人为避免自己被遗忘，会把自己名字刻在水泥涂层上。这根界标柱没能保存至今（虽然后人已经重建根类似柱子），但是只要这个标志着行政边界朴素柱子矗立在那里，大众就会始终把它当作西伯利亚流放者遭受过苦难象征。3
在界标柱旁再上演悲伤和不幸场景，是种对沙皇把其臣民驱逐到帝国广阔领地权力衡量方式，正如1649年刑法典规定那样，“到君主命令去往任何地方”4。因此，前往流放地行程是种对专制权威衡量方式，向东每步都是对统治者效忠。到18世纪末，在圣彼得堡野心勃勃地在乌拉尔山以东地区推动殖民化过程中，罪犯及其家人被迫迁移也发挥着核心作用。
欧洲各个帝国都在努力解决刑罚移民严峻后勤问题。在18世纪后期，对英国罪犯来说，前往澳大利亚刑罚殖民地航程是可畏考验。罪犯精神萎靡地待在船只监牢中，“在湿漉漉寝具上瑟瑟发抖，无法外出活动，四周都是盐、粪便和呕吐物，他们忍受着坏血病和疖子”。共有1006名罪犯在1790年随第二舰队出航，其中267人死在海上，至少又有150人在登陆后死去。5为控制运送过程中严重罪犯死亡问题，英国z.府采取迅速而果断行动，因为z.府明白，将健康罪犯有组织、高效地运往殖民地，对于更广泛刑罚殖民开发计划是十分必要。英国z.府严正要求负责运送罪犯私人承包商改善运送条件，并且延期支付每个罪犯运送费用，直到罪犯身体健康地下船才会付款。每艘船上都配有名海军医生，他们对z.府，而不是对承包商负责。虽然些船上仍存在疏忽照看和虐待罪犯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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