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孟真（傅斯年）在学校中已经是
个力量，那些学生们就请他去听听
课，看看是不是应该赶走。他听
几天以后，就告诉同学们说：‘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这条路是对。你们不能闹。’”傅斯年从这个时候开始受到胡适影响。七八年以后他打出史学即史料学口号，至少部分缘由是在这里。到1921年梁启超在南开大学讲授《中国历史研究法》，也专辟章讲《史料之搜集与鉴别》。
当然，现代历史学发展到今天，们回头看傅斯年，如果忽略他所面对时代大环境，会觉得他那句话过于僵硬——怎
能说史学只是史料学呢？在今天历史学学科框架下，史料学只是个分支，史料是史学研究个基础、个前提条件而已，怎能涵盖全部史学呢？可是傅斯年他们那时针对是仍然占据优势地位、拥有绝对多追随者和信徒传统中国史学。传统中国史学固然不是不辨真伪地使用文献和材料，但没有在理论上区分史料与史学，对古代史料缺乏批判鉴别方法自觉，这使得读史者更倾向于盲目崇古信古，越古老越盲从。古代，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当然也有许多优秀学者能处理混乱复杂史料，并从中获得至今仍有价值历史解释，但他们成就主要依赖于经验与才能，他们基本上不具备理论和方法自觉。更多学者则是盲从教条。无论中国传统史学多发达，但那是在古代条件下发达，学科本身没有发展出史学与史料学理论自觉。史料是历史学关键因素。中国现代学科体系中历史学，发端于重审史料，由此告别、解放并且现代化中国传统史学。
这样们就可以理解，为什西方史学又把现代历史学诞生之前传统历史学家称为古董学家（antiquary）。古董学家对史料与历史不加分别，他们不分青红皂白股脑儿地接受遥远往昔东西。约翰·阿诺德（JohnH.Arnold）说：“古董学家热爱过去。古董学家与历史学家之间在此有清晰分野。……比起他们所讲述故事来说，古董学家对过去有大得多爱意要表达。”不过，也正是古董学所积累、发明和发展出种种技术与规则，使得现代历史学出现成为可能。明确什是史料、如何处理史料，历史就不再是古董，而成为现代思想和现代智识部分。
现代史学基础是搜集、整理、审查、鉴别、分析史料，任何议题都有自己史料范畴，研究者要做就是在此范畴内排除或扩充史料。当学者把什是史料、怎样对待史料、怎样排列和分析史料当作研究任何课题首要工作来做，很自然地，神话就不再能当作历史部分。缺乏史料观念者必定“信古”，重审史料者难免会“疑古”。重审史料，把非历史论述从历史学中排除出去，在此基础上展示历史真实面向，这正是疑古学派最成功地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胡适表彰《古史辨》是“中国史学界部g,m书，又是部讨论史学方法书”。影响深远g,m必定是在理论和方法层面取得成功。考古也好，证古也好，都以全新史料观念来进行。在这个意义上，从疑古开始到今天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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