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和历史是同等必要。”尼采话对于们理解历史中历史学是有警醒作用。孔子“微言大义”,司马迁“究天人之际”,司马光“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都是借着说历史,着眼点却在当下和未来。
中国历史上各个时期,都有相当数量非华夏人群加入华夏社会,这些人群都要通过不同途径实现其文化转型,最终转换其历史叙述,使得他们社会面貌与其他华夏人群没有差别。这个过程中,集团和个体都积极进行遗忘。例如,十六国北朝某些姓氏本来出自非华夏人群,经过孝文帝姓氏改革后,原本形式上鲜明差异消失,到隋唐时代,这些家族后人叙述家族历史时,无不溯源至两汉甚至三代。这种历史认同转换,可说是中国社会史基本形态,现存家谱、族谱和地方志,都可以提供巨量例证。现代史学固然以求真复原为原则,可是这个原则在史学独立以前并不是随处可用。设想下,当个鲜卑步六孤氏(孝文帝时改为陆氏)后裔宣扬自己出于吴四姓之陆氏,你会不会去揭发他编造历史呢?如果你出于对历史忠诚而确这样做,偏巧他又是有权有势人物,你会不会被顿,bao打呢?当然,可爱书呆子代不乏人,被,bao打故事也史不绝书。
文化转型与直笔史德之间如此天然紧张,普遍存在于历史上各个时期和各类人群,尤在以内亚征服者面貌出现王朝或政权中更为常见。这里举个崔浩之前例子,即研究者常常提到苻坚“大检史官”故事。
据《晋书·苻坚载记》,苻坚在审查史官历史记录时,发现竟有他母亲苟氏与功臣李威有私情记录,恼羞成怒。原文是这样:“初,坚母少寡,将军李威有辟阳之宠,史官载之。至是,坚收起居注及著作所录而观之,见其事,惭怒,乃焚其书而大检史官,将加其罪。著作郎赵泉、车敬等已死,乃止。”因为找不到人追究,才没有形成大狱。李威是苟氏姑表兄弟,据说他们两人结合是苻坚能够在苻生,bao政时期得以幸免关键。《太平御览》引崔鸿《十六国春秋》称“苻生屡欲诛坚,赖威以免”,李威在苻坚兄弟发动宫廷政变策划行动中发挥关键作用,“诛苻生及法,皆威与太后潜决大谋,遂有辟阳之宠”。苻坚对李威也很敬重,“坚深德之,事威如父”。正是由于李威推荐,苻坚才重用王猛。苻坚与李威关系,很容易让人联想起清世祖顺治皇帝与多尔衮关系。在氐羌文化传统下这种私情本无不妥,苟氏与李威关系当时大概是公开,故史官并不忌讳予以记录。可是过些年,当苻坚努力要把自己塑造为华夏传统下圣主明君时,这样记录自然是不可饶恕。
十六国时期史案还不止苻坚这例。据刘知几《史通》,刘聪时也发生过诛杀史官事。《史通》卷十二《古今正史》:“前赵刘聪时,领左国史公师彧撰《高祖本纪》及功臣传二十人,甚得良史之体。凌修谮其讪谤先帝,聪怒而诛之。”既然“甚得良史之体”,又何以“讪谤先帝”呢?自然是些当初以为正常、后人却不愿看到记事。刘聪既怒诛史官,也必定毁弃史稿。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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