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日太宗拳毛騧 ——唐与突厥的骏马制名传统（9 / 10）

肯定甚至是否定，那两者间相似只是个巧合，是平行发展表面现象。可是到目前为止，找不到可以支撑相关性证据，没有结论，只有开放疑问。也就是说，就唐初骏马制名制度这个变化是否受到内亚特别是突厥影响，们无法得出个明确结论。

但可以把问题放到更大背景下来思考。十六国北朝至盛唐，是个内部关系很紧密历史时段，汉晋文化传统经过这个阶段发生很大变化，而变化驱动力之就是内亚特别是阿尔泰文化因素加入。们需要在许多方面做细致研究，以观察内亚因素如何渗入华夏传统并沉淀下来成为新传统部分。在骏马制名这个问题上，应当考虑汉语及汉语社会“内亚性”问题。汉语史研究中有个“阿尔泰化”提法，其实类似思考可以延展到汉晋以后华夏社会许多方面。用个也许过于简单表述：汉晋华夏社会向隋唐汉社会转化过程，关键历史阶段在十六国北朝，正是这个时期内亚性骤然扩张，促成从“华夏”到“汉”急剧转变。由于历代史书编纂主导意向更加有利于汉唐历史连续性传统论述模式，这种变化在史料上不免呈现为零碎而且模糊，在研究上则表现为问题与结论开放。

举个例子来说明这种开放性。唐代皇陵所展示皇陵制度显然有别于汉晋，宋敏求《长安志》所谓“刻蕃酋之形，琢六骏之像”，并非都出于华夏旧制。“刻蕃酋之形”很容易让们想到突厥石人以及突厥杀人石，即所谓balbal传统，虽石雕技艺有高低精粗之别，列征服对象于墓前，文化精神却是致。陵墓前立石雕战马，不见于中古及之前草原文化，但汉代霍去病墓园所谓“马踏匈奴”，似乎算是昭陵“琢六骏之像”个华夏远源。进入长城以南内亚人群，在具备足够施工条件以后，立即拥抱华夏传统这部分。《晋书·慕容儁载记》记前燕慕容儁专为慕容氏家传名为“赭白”骏马铸造铜像，“亲为铭赞，镌勒其旁，置之蓟城东掖门”。现藏西安碑林博物馆赫连夏石马，有“大夏真兴六年岁在甲子夏五月辛酉”刻铭，显示雕造于赫连勃勃真兴六年（424）。十六国时期这铜石二马雕像，虽然都非为陵墓而造，但其强烈政治性与纪念性（借用艺术史研究中monumentality词）则是与“马踏匈奴”及昭陵六骏前后贯。

墓前立征服对象之群像，以及在陵墓前雕造生前坐骑，这两种传统汇聚到唐太宗昭陵，就发挥出宋敏求所谓“以旌武功”政治意义与加强历史论述功能。有趣是，这中原新传统后来又进入草原，形成文化交流某种“交叉感染”。唐玄宗派工匠为阙特勤建墓园，即是仿唐朝制度，具体而微。只是在具有浓郁唐家气息阙特勤及毗伽可汗墓园之东，仍采用超过千米杀人石长列：切足以加强汗庭统治荣耀手段，他们都不会错过，无论是古老草原传统，还是新输入唐家样式。十六国以后华夏社会特别是华北华夏社会，经历极其复杂、微妙又深刻文化转型，内亚性考察只是研究这转型个角度而已，但仅仅从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