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共会来多少人?”伯爵问。
“四十。”
“还是经常来那些人吧?”
“差不多。”
“奥西波夫他们家呢?”
椅子往后摔,伸手便把索斯洛夫斯基从他座位上揪起来。在随后混乱中,餐厅出动三名侍者才把揪住对方衣领不放两人给掰开,之后,又派两名勤杂工把掉在地板上法式鸡肉清扫干净。
安德烈脑海中又闪现出那天情景。他不禁回头朝十三号桌看去。长得像斗牛犬那位此刻正和个女人坐在起,他们俩相貌是如此相似,稍有些经验逻辑学家都会得出他们二人是夫妻结论。安德烈把脚跟转,绕过餐厅中央连翘花,朝索斯洛夫斯基和他随从走去,并把他们领回到三号桌——个位于东南角好位子。这里能轻易容下四个人起用餐。
“非常感谢(3)。”回来之后,安德烈对伯爵说道。
“没什(4)。”伯爵答道。
伯爵之所以回答安德烈说“没什”,并非只是简单地遵循高卢人用语习惯。事实上,像这样偶尔帮别人个小忙对伯爵来说就像小麻雀喜欢啾啾地鸣叫样,是生来就会事,确实无须多谢。因为从十五岁开始,亚历山大·罗斯托夫伯爵就已经是位为客人排座老手。
“也会来。但皮埃尔还在莫斯科没回来。”
“哦。”伯爵脸上带着国际象棋冠军开局时那种胸有成竹微笑说道。
下诺夫哥罗德省有百多个显赫家族。在过去两个世纪里,这些家族相互之间有过通婚,也有过离婚,有过借也有过贷,有过接纳也有过后悔,甚至发生过冒犯、防卫和决斗。而这切都是为利益。同时,他们坚决捍卫着由不同辈分、性别和房产带来相互冲突立场。而罗斯托夫老伯爵夫人餐厅里那两张能坐二十位宾客餐桌正是这个巨大旋涡中心。
“别担心,祖母,”伯爵保证,“会有办法。”
伯爵来到
每次他从学校放假回家,祖母都会把他叫进书房。她喜欢待在壁炉旁边,坐在张单人椅里织毛线。
“进来,孩子,陪坐会儿。”
“是,祖母,”伯爵倚靠在壁炉边铁格栅上。他边保持着身体平衡,边答道,“能帮您做点什吗?”
“这个周五晚上,大主教要来们家参加晚宴,同行还有奥博连斯基公爵夫人,科拉金伯爵,还有明斯基-波洛托夫全家。”
说到这儿,她声音会渐渐弱下去,不再进步解释。也没必要做进步解释。在老伯爵夫人心目中,次晚宴应该能给人在生活磨难与艰辛之外提供喘息之机。因此,她绝对不能容忍有人在她餐桌上讨论宗教、政治或个人生活不幸。而更棘手是,尽管大主教左耳已经失聪,他却喜欢在言谈之间引用拉丁语警句,而且每喝完杯,他便会冲着女宾们袒胸露肩衣服呆呆地凝视好阵。而奥博连斯基公爵夫人到夏天则会变得尤其刻薄,听到谚语和警句就直皱眉头,她尤其不能忍受别人讨论艺术。科拉金伯爵家呢?八年,他们曾祖父曾被当时明斯基-波洛托夫王子说成是“波拿巴主义者(5)”,打那以后,他们和明斯基-波洛托夫家人就再没说过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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