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克、彭慕兰固定为该专栏撰文，另有茱莉娅·托皮克（JuliaTopik）受邀撰写特稿。但本书并不只是这些文章单纯凑合而成，毋宁是以几个中心论点为纲，有系统地编纂而成，而这些论点全围绕着世界经济本质和形塑世界经济
因素而发。
们扬弃以欧洲为中心目论（欧洲人是首要推动者，其他人只能被动回应），主张世界经济存在已久，欧洲以外人在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
关键角色。欧洲人虽拥有某种程度优势，这些优势往往来自运用,bao力或运气（例如欧洲人所带来疾病摧毁美洲大陆既有社会，为他们征服大片土地大开方便之门）。欧洲直到其历史后期才明显享有生产技术上优势，欧洲是否曾拥有独
无二高创新精神或高社会适应能力，仍有待商榷。
因此，政治，如经济，直是左右国际贸易主要力量。构成今日世界基础市场结构，并非自然形成或势所必然结果，并非开始就隐藏于某处而等待人去“打开”；相反，市场，不管结果是好是坏，都是社会力量所建构，社会力量所牢牢植入。市场要能运作，就得在度量衡、价值、支付方法、合约这些从来就不是普世通用、不是亘古不变东西上，有致意见，且要在该卖什
东西、谁有资格卖那些东西、什人可以在不致让邻人瞧不起情况下讨价还价（并在不必拔剑相向下解决纷争）上，获致更不可或缺意见致。协商这些新行为准则过程中，买卖商品有时成为新身份地位指标，承载特定意义。于是，“本有”用途、长处和人造意义相抵触（如过去数百万人不接受外来马铃薯时），原本根深蒂固于人心而让人觉得大概理所当然关联意义，渐渐逆转，例如过段时间后，世人想起巧克力，联想到是小孩、甜美滋味、阖家天伦之乐，而非战士、准备上战场、宗教狂喜。换句话说，商品本身有其“社会生命”，在这“社会生命”里，商品意义、用处、价值不断在改变；“供应”与“需求”，由具有爱、恨、瘾性人，通过文化力量来决定，而非由具体化“市场力量”决定。
此外，们不该认为浮华行径和角色扮演可以和据称更为根本层次功利行为截然分割。因此，中国朝贡制度协助界定藩属上层阶级品味，确立多种贸易规则，赋予崇高价值给藩属统治者在这些交换活动中所得到某些商品，进而让身为国内其他贵族之重要主子藩属统治者，得到可赏赐给下属而有助于巩固他们统治地位商品。朝贡制度所发挥作用，和今日世界贸易组织乃至联合国所发挥众多作用（联合国作用之，在于借由承认各统治者身份，协助稳固他们统治地位），有部分相同，而朝贡制度能发挥这些作用，原因在于它也发挥今日分由时尚设计师、流学府、国际传媒公司所发挥其中某些作用。在这复杂社会、政治、经济舞台里，成功落在努力有成者身上，但不必然落在最有才华、最苦干实干或最聪明人身上。也就是说，世界经济向来不是特别讲究道德领域。奴隶买卖、海上劫掠、贩售d品，往往比生产粮食或其他基本食物，利润丰厚得多。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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