津说法,禹按照自己左手不同手指长短来确定律管长度。由于秦朝焚书,禹方法也失传。他建议恢复这种方法,根据徽宗手指长短来设定律管长度。他还建议宫廷铸造三组音钟,分别是帝王大钟、四韵清声钟和二十四气钟。在此基础上,“均弦裁管,为代之乐”。[3]
几乎与魏汉津建议设定律管同时,座古墓中发现套由六枚音钟组成古代编钟。这些编钟摹图后来收录于徽宗专门记录文物收藏《博古图》(图6.1)。从图中可以看到,这些编钟底部扁平,表面雕有螺旋纹饰,顶部有两条龙对立盘踞,正好形成个钩。这些编钟发现乃是莫大吉兆,因为编钟上刻有“宋成公之钟”字样,且发现地点在应天府——“回应上天”之府。唐代称应天府为宋州(得名于此地古宋国),宋朝开国皇帝从此地开始崛起(以顺应天意),便改名为应天府。1105年,徽宗将建立新乐描述为结合魏汉津设定律管思想与从天意降临之处出土编钟结果。还有次,徽宗再次说类似话,又明确补充道,这些出土编钟可以用来研究制造原料成分。[4]
徽宗朝秘书省中有专门研究古代器物专家,他们可能提醒过徽宗这些出土编钟潜在价值。在徽宗时代,研究现存古物是个令人激动领域,徽宗用好几位这方面专家。其中位名叫董逌,他仔细考证后,写下编钟产生音乐功能原理。董逌分别测量每口钟六个尺寸(顶部长、宽、高,侧面长,以及底部开口长和宽),还为每口钟绝对高音、律(音)名进行命名(假定尺寸最大、音调最低是定音钟,确定为“宫”音),这说明秘书省*员曾试着演奏这套编钟。董逌评论道,尽管有不少周代编钟保存下来,但宫廷工匠依旧未能铸造出可以作为乐器正常使用编钟,制造钟要无法正确地悬挂在钟架上,要音律不齐,或是出现些别问题。在徽宗下令以宋成公编钟作为模板后,负责工匠才铸造出音调正确编钟。[5]
现在存世有二十多件新乐使用编钟,有些学者对它们进行仔细研究(图6.2)。[6]这些钟通常侧刻有“大晟”字样,另侧刻有音律名称。[7]它们被分为三类,第类都以十二律中某律命名,第二类命名方式是在十二律某律后缀以“中声”二字,第三类以十二律中四种“清声”律之命名。这三类正好符合魏汉津曾提议铸造三个系列音钟。
图6.1《博古图》中收录宋成公编钟第口钟(《博古图》1528年刊本,卷二十二,叶27a)
图6.2宋徽宗宫廷铸造钟,高28.2厘米,重6.5公斤(台北故宫博物院)
为管理新乐,徽宗建立大晟府。除制造新乐器和为旧乐器调音,大晟府还发布乐谱和图集,帮助乐师适应这些改革。宫廷乐师必须严格遵守这些指令,如果胆敢更改音调或是改变新乐器设计,就可能受到惩罚。根据蔡京推荐,刘昺被任命为主管大晟府大司乐。在任职期间,刘昺编成《大晟乐》书。尽管有些人怀疑刘昺是对魏汉津音律加以改进,但他并不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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