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表征,或作为中华文明基础独特文化基因,也包括中国社会学家本土理论和表述,等等。这场运动并不仅仅停留在议题历史化、本土化。相较而言,中国经济学(包括部分政治学)历史转向更多仅停留在议题层面,这类研究往往借助数字化工具,把规范(西方)分析方法运用于新近发掘历史数据。其中有很多令人耳目新成果,但也是典型对于“过去”方法论殖m;主义,当然某种程度上这是出于当代中国宏观经济数据问题较多、难以做出研究成果现实考量。但其政治和道德内核仍是现代。<注:"不可否认是,其中也诞生很多优秀作品,对于理解历史提供新视角。但是,这些研究必须基于对历史情境解读,否则很容易得出穿凿结论。">相比之下,历史社会学兴起在议题历史化之外,往往和寻找传统、替代西方政治和道德方案联系在起,因此有很强规范意义。这类研究试图寻找打开中国社会“正确”方式,避免西方现代性和极端个人主义对社会破坏与冲击,为中国未来社会发展提供新可能性。按照阿伦特说法,这是企图“经由过去而指向未来”,未来希望并不在于想象某种还未降临弥赛亚(进步主义),而在于“怀旧”。这实际上是对当下主义种间接应对。如果说西方学术已陷入当下主义,自消费、自挫败,那中国某些历史社会学家则转而为“历史愿景”所吸引。他们可能是保守,但又是激进;他们在寻找未来,只不过他们想“使未来成为比历史更绚丽往昔”,因为“希望可能破灭,而怀旧却无懈可击”。(里拉2019,3—20)
从更长时间线索来看,中国社会学(历史社会学)本土历史转向渊源有自。首先,随着中国加入新自由主义全球秩序社会成本与诸种破坏性逐渐展露,对传统社会组织方式和社会保护制度浪漫怀旧也得以回归。其次,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中国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地位上升;在追求民族文化身份隐秘渴望中,历史问题逐渐转移到文化和学术中心——学术变革条件已然就绪。在定程度上,这种方案是可以与西方左翼“反霸权、反西方中心主义、反全球资本主义”立场对话,甚至可能是其思想出发点之。但其在寻找替代性本土资源过程中,由于缺乏对传统社会制度和对所谓“文化遗产”“文明基因”背后权力关系反思,而面临着滑向文化保守主义危险。这其实和20世纪90年代末兴起另股主要学术潮流“新左派”有着类似思想轨迹。从学科内部来看,20世纪80年代之后,西方(美国)社会学主要研究路线与实证方法在国内得以部分制度化,其中定量研究时占据主导地位,颇有些罔顾中国具体社会情境、滥用定量方法和西方社科概念例子。这促成种偏见,即西方/霸权社会学等同于以定量为基础“科学”研究。那,本土性回归必然需要超越科学范式,而传统学术历史“叙事”方式自然是不二选择。最后,从学术代际更替角度看,新代学者也获得设定议程权力。而对于更年轻社会学家来说,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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