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议题丧失,也许才是“历史转向”背后迫不得已动因。
这种学术方案背后隐含着系列悖论。<注:"本段部分观点参考德里克(2015)第六至七章,特此说明。">首先,这些研究试图从历史中寻找未被污染本土历史,但忽视或拒绝对其中些核心概念进行真正“历史化”,因而在方法论和认识论层面恰恰可能是“非历史”和“反历史”。实际上,在不同历史时期和地区,中国社会所面临基本政治经济条件并不是成不变,基本文化和感觉结构也经历重大变迁,社会网络形态也在不断重组和再生产。具体历史研究只会消解这些研究者建构抽象概念和想象物,比如“家”(而非实证意义上家庭)、“差序格局”等等,其背后强烈道德规训力量也会减弱。再退步来说,这些概念如果仅仅作为文化遗存,是否还能继续滋养当代中国人物质与精神生活,也要打个大大问号。“文化基因”或“文明基因”这种说法是自相矛盾,历史社会学家不应该不加检视地频繁使用。某种文化和相关社会关系延续,需要在具体社会情境和定权力结构中,通过个体对具体情境次次重新评估,遍遍地被重新生产出来——这和生物学意义上基因遗传是根本不同。<注:"“二战”之后,自然科学研究也越来越多地开始处理社会因素和情境性变化,比如“测不准定律”就是典型。就生物学来说,近年来表观遗传学(epigenetics)发展充分说明,基因表达在DNA之外,还受到化学环境、母体效应影响,因而遗传是基因和非基因因素共同作用结果。">因之,并没有什文化和社会关系模式是被事先编码且恒常不变。如果从社会学角度出发,们研究重点应放在其维系或变革背后具体历史情境。事实上,自“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社会直在不断探索现代化实现方式,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更是在不断实验和实践如何应对全球政治经济秩序下生活方式,这难道不是种本土性吗?本土性必然会和现代性矛盾吗?另方面,中国经济与社会安排本身也溢出中国这地理和文化空间,不同程度地影响全世界。反过来说,如果把“西方”作为种文化/权力概念,而不是简单地理概念来看待,中国内部出现“西方性”也很正常,就如同西方社会中某些部分也可能是非西方。因此,们很难说有种社会科学是可以专门阐释中国,也很难说西方社会科学就完全无法解释中国社会——这种“二分法”是无效。某些历史社会学对于本土历史性想象和建构,实际是用种更古早、想象历史,来替代当下实践以及与当下联系更为紧密历史,从而期待并规范未来。不得不说,相比21世纪初以甘阳(2007)为代表“通三统”保守主义方案,这些方案更为退守。<注:"笔者认为,甘阳方案试图把想象历史、切近历史与当下实践做个联通,其本质也是保守主义。但如果从广义上来理解,还算是比较公允,且可以达成定社会共识。">
阿伦特在《过去与未来之间》中有段话,用来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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