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玛瑙勒赋》、《车渠碗赋》、《弹棋赋》、《槐赋》、《柳赋》、《鹦鹉赋》等，都是两人或两人以上共作，其中《大暑赋》还是五人共作。《寡妇赋》除曹丕、曹植、王粲共作外，还有
位不知姓氏
丁廙妻（作丁仪妻）也参加进来作
篇。命题共作地点，主要是邺城，有时也在行军途中，如陈琳《神女赋》云：“汉三七之建安，荆野蠢而作仇。赞皇师以南假，济汉川之清流。感诗人之攸叹，想神女之来游。”可见这篇陈琳、王粲、杨修、应玚均有同题赋作于建安二十年（216）从征吴国途中。这些赋作或表现从军征战生活和感受，或抒写对种种不幸社会人生同情，有还表现男女之间爱慕之情。大量咏物之作，虽不免缺乏充实内容，但大都有所寄寓，或多或少表现作者对时世、人生某种看法，表现某种心情，有定哲理意味和抒情意味，读后能从中得到某种有益启迪和感受。
由于邺下文人关系密切，常有思想、感情、主张需要交流，因此这时期还出现个书信体散文创作高潮。今存有曹丕《与吴质书》、《又与吴质书》（二篇）、《答繁钦书》《答杨修书》《与王朗书》，曹植《与杨德祖书》《与吴季重书》《与陈孔璋书》《报陈孔璋书》、《与丁敬礼书》，陈琳《答东阿王笺》，繁钦《与魏太子书》，刘桢《与曹植书》《谏曹植书》《答魏太子丕借廓落带书》，吴质《答魏太子笺》《在元城与魏太子笺》《答东阿王书》，杨修《答临淄侯笺》等。这些书信大都文辞优美，娓娓而谈，抒情写景，真挚生动，具有很强艺术感染力，是不可多得抒情散文佳作。另方面，由于不少书信涉及到文学问题，又成为重要文艺理论批评著作。如曹丕在《与王朗书》中提出“生有七尺之形，死唯棺之土，唯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看法，在《与吴质书》中评论当时主要文人创作；曹植在《与杨德祖书》中，谈他对辞赋创作、文艺批评看法，并提出“夫街谈巷说，必有可采，击辕之歌，有应风雅，匹夫之思，未易轻弃”这关于民间文学重要见解。正是在这样个朝夕唱和、彼此切磋、互相启发氛围中，在集思广益基础上，曹丕写出他划时代文艺理论批评著作《典论·论文》。《典论·论文》除对“七子”作出扼要而比较中肯评论外，首次将“文章”（主要指诗赋散文）提到“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地位，彻底扭转两汉时期认为辞赋是雕虫小技、壮夫不为看法。并提出“夫文本同而末异”“诗赋欲丽”“文以气为主”等有创新意义命题，不仅指导、推动当时创作，同时直接开启魏晋南北朝文学理论批评盛极时局面。
总之，邺下时期在文艺创作、文艺批评及文艺理论方面获得全面丰收，成为
国文学史上个黄金时代。能够取得这成就，是应归首功于曹操。没有曹操罗致，就不会有众多文士聚首。没有曹操统北方，就不会有社会秩序渐趋安定，不会有经济在定程度上恢复和发展，饱经忧患文士们也就不可能安居邺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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