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需要和英国结盟。而在此前，李提摩太、林乐知等人创办
报刊上经常刊登美化英国形象与英国对外政策，丑化长期在远东、中东与近东和英国对抗俄国，劝说中国与英国结盟文章。必须承认，第
次鸦片战争以来，沙皇俄国不断侵占中国北方领土，掠夺中国资源，残害中国民众，但相比于沙俄，先是通过走私鸦片来赚取中国白银，后又借助坚船利炮来霸占中国土地英国又能好到哪里去呢？1895年，李提摩太撰写
《新政策》文，建议中国z.府广泛延请西人担任职务，包括聘请他们担任z.府顾问，让彼辈负责对外邦交；成立所谓“新政部”，让八人担任总管，其中半必须是英、美两国人士；聘请西人负责中国修筑铁路事宜。也就是在这年，康有为认识李提摩太。由于这样因缘，1898年，康有为代其弟康广仁撰写篇名为《联英策》文章。在文中他强烈建议清z.府应和英国建立联盟关系，并声称英国“真能出死力以救邻国也”，在对外政策上有乐善好施、扶弱抑强传统，基于现实利害考量，英国定会帮助中国对抗俄国等其他列强。从后见之明来看，康有为如此这般英国观不但严重违背常识，而且旦被采纳，将会对中国国家利益造成严重损害。因为从19世纪外交史来看，半殖民地国家想通过与强国“结盟”来摆脱困境，其结果往往是赔夫人又折兵，成为列强之间争霸牺牲品。从章太炎、康有为例子可知，戊戌变法前后中国精英阶层对外认识，是带有明显时代局限性。
戊戌年间，梁启超受湖南维新派邀请，到长沙时务学堂任教，并撰写不少文章来指导湖南变法事业。在《论湖南应办之事》文里，他认为“欲兴民权，宜先兴绅权”，强调“绅权固当务之急矣”，即扩大地方士绅政治与经济力量，使他们成为变法运动中坚力量。在梁启超逻辑里，他认为当时中国普通民众，特别是占人口绝大多数农民“文化素质”与“政治素质”着实有限，因此不能立即赋予其政治权利，而是应从作为社会精英阶层士绅入手，使他们成为政治现代化先驱，然后再“循序渐进”。这样观点落实到组织层面，就是时间在各地出现许多“学会”，或是以研究共同感兴趣经世致用之学为号召，或是以直接介入政治活动为目，通过这平台，聚集志同道合士绅群体，收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之效，使改革思想广为传播。
或许是感受到学会重要性，章太炎1897年3月在《时务报》第19册发表篇名为《论学会有大益于黄人亟宜保护》文章。他认为中国传统学术还是有不少值得发扬之处，但之所以未能有助于抵御外侮，致使中国屡遭列强侵略，主要是由于士绅阶层“不能合群以张吾学”。他认为中国士绅阶层没有团结协作习惯，总是彼此相争，这样就难以形成股有凝聚力、有影响力政治力量。因此，他主张效仿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对学校职能设计，将那些有志于从事改革事业士人聚合在起，讲求学问、联络感情、策划共同行动，这样既能培养良好政治能力，又能传播新知，开启民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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