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让民众受益。
在中国古代政论里,土地分配问题备受关注,因为这关乎战国以降小农经济是否能够保持稳定。对此,章太炎除在评价王莽土地政策时涉及此事,还在《定版籍》里详细论述中国土地分配问题。他于文中回忆在横滨时与孙中山讨论中国土地现状场景,强调防止土地兼并必要性,因为“田不均,虽衰定赋税,民不乐其生,终之发难。有帑廥而不足以养民也”。在文末,他还附上自己草拟《均田法》,其中规定有土地人不能任由土地荒废,凡是不能亲自耕种土地,应由z.府负责出售。这些内容实质就是防止因土地兼并而方面造成大量土地被闲置,另方面却有许多无地可种农民,既导致生产力低下,又激化社会矛盾。
最后,在重订本《訄书》里,章太炎还计划编撰部具有新体例与新内容《中国通史》。在附于《哀清史》之后《中国通史略例》里,章太炎认为中国传统史籍中典制之书有助于“知古今进化之轨”,使得“事之文野,物之进退,皆可以比较得之”。因此在他设想撰写《中国通史》中,“典”这体裁占据很大部分内容。他强调:“诸典所述,多近制度。及夫人事纷纭,非制度所能限,然其系于社会兴废,国力强弱,非眇末矣。”通过论述古今制度建立与流变,章太炎希望能呈现中国立国根基之所在与得以维系至今经验教训。此外,在《中国通史略例》中,他还计划撰写数篇属于传记性质《考纪》与《别录》,以此“振厉士气,令人观感”。
关于自己修史计划,章太炎在1902年给梁启超封信里做详细陈述:
窃以今日作史,若专为代,非独难发新理,而事实亦无由详细调查。惟通史上下千古,不必以褒贬人物、胪叙事状为贵,所重专在典志,则心理、社会、宗教诸学,切可以熔铸入之。典志有新理新说,自与《通考》《会要》等书,徒为八面锋策论者异趣,亦不至如渔仲《通志》蹈专己武断之弊。然所贵乎通史者,固有二方面:方以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为主,则于典志见之;方以鼓舞民气、启导方来为主,则亦必于纪传见之。
可见,章太炎眼中符合时代需求《中国通史》,应做到贯通古今,能成为具有国民教育性质“国史”。在内容上,须侧重于“典志”,将晚近新学理熔铸其中,区别于往日沾染科举策论之风史论,借此来“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章太炎在当时为获取更多新知识,阅读许多涉及进化论与社会有机体论日本学者论著与译著。他指出:“物茍有志,强力以与天地竞,此古今万物之所以变。”与之相反,则是许多生物因不明合群竞争之道,以致日渐退化。正是在这样思虑之下,他认为需要在历史著作中加入能促进“合群明分”内容。
虽然此时章太炎乐于和梁启超讨论通史编撰这样学术问题,但在政治主张上,由于立志走g,m之路,章太炎和依旧不愿放弃君主立宪道路梁启超之间分歧却越来越大。1900年,梁启超发表《中国积弱溯源论》文,从“积弱之源于理想者”“积弱之源于风俗者”“积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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