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炎此论虽含有政治立场,但也是他学术思想重要底色。辛亥g,m之后,章太炎再回忆起与严复这番往来,依然认为“严复又译《社会通诠》,虽名通诠,实乃远西往之论,于此土历史贯习固有隔阂,而多引以裁断事情”。此为“知总相而不知别相”。
与之相似,在19世纪,作为近代殖民活动组成部分,不少来华传教士开始向本国知识界介绍中国历史与文化,并用本国文字翻译中国古代典籍,此乃西方汉学之嚆矢。虽然这些论著今日视之,“东方主义”色彩极为明显,但在当时那些对近代西方学术流变不甚解中国文人学士眼中,既然西方国家都对中国传统如此感兴趣,那岂不证明后者更有其不可磨灭价值?于是又生沾沾自喜、顾盼自雄之态,并希望援引西方汉学家话作为表彰中国传统理由。对此,章太炎批评:
又像班无聊新党,本来看自国人,是野蛮人;看自国学问是野蛮学问;近来听见德国人颇爱讲支那学,还说中国人民,是最自由人民;中国政事,是最好政事;回头想,文明人也看得起们野蛮人,文明人也看得起们野蛮学问,大概们不是野蛮人,中国学问,不是野蛮学问。在学校里边,恐怕该添课国学汉文。
他强调:“听别国人说,本国学说坏,依着他说坏,固然是错;就听别国人说,本国学说好,依着他说好,仍旧是错。”“本国学问,本国人自然该学,就像自己家里习惯,自己必定应该晓得,何必听他人毁誉?”解与研究中国传统乃是中国人职责所在,是为中国未来发展夯实根基,而不应以是否受外人“待见”来决定自己态度。在近代西方,最初致力于介绍与研究中国多为来华传教士或外交官,与其学术工作相伴是彼辈经常发表关于中国现实问题评论,其中不乏卑视、嘲讽、曲解中国历史与文化内容。在章太炎看来,“别国有几个教士穴官,粗粗浅浅人,到中国来要知这点儿中国学问,向下不过去问几个学究,向上不过去问几个斗方名士,本来那边学问很浅,对外人说,又格外浅,外人看中国自然没有学问。古人说,‘以管窥天,以蠡测海’。任他看成野蛮何妨。近来外人也渐渐明白,德国人又专爱考究东方学问,也把经典史书略略翻去,但是翻书人,能够把训诂文义真正明白”。中国人不思充分继承自己学术传统,却十分势利地将域外如此这般肤浅片面之论奉为至宝,这不但本末倒置,而且极易造成“劣币驱除良币”现象,降低中国学术品质。
正因为有这样番思考,章太炎如此阐述自己对于知识理解:
吾尝以为洞通欧语,不如求禹域之殊言;经行大地,不如省九州之风土;搜求外史,不如考迁、固之遗文。求之学术,所涉既广,必摦落无所就,孰若迫在区中,为能得其纤悉。
可见,在章太炎看来,作为中国人,首要任务是解中国历史与现状,这是最为重要知识基础,也是切政治活动主要依据。而现实中国是由历史中国形塑,因此,如何认识中国传统就显得尤为重要。
1909年,章太炎致信国粹学报社,谈及自己对于研究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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