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之操，毅然以扶世翼教，守先待后为己任”，希望借此举来“敦崇正学，维系世变”。针对这些现象，章太炎强调提倡中国学问应极力区分“官学”与“民间学”。他以廖平因经学主张而在成都遭遇清廷学官冷遇之事为例，指出：“主学者，直雅俗文吏之徒，令作述者为之屈，此为以学术效奔走，又以绝学洪业，而令俗儒定其是非，考其殿最，何其倒也！”官方提倡学术，难以辨别其中良莠，常以不当标准打压独具卓识之作。对于清z.府抬出明清之际儒者，他更是指陈此举非但不能收拾人心，反倒会造成“驳议嚣然”，更彰显其身处危机、进退失据
窘态。
基于此，章太炎指出：
中国学术，自下倡之则益善，自上建之则日衰。凡朝廷所闿置，足以干禄，学之则皮傅而止。不研精穷根本者，人之情也。会有贤良乐胥之士，则直去不顾，自穷其学。故科举行千年，中间典章盛于唐，理学起于宋，天元、四元与宋、元间，小学经训，昉于清世。此皆轶出科举，能自名家，宁有官吏奖督之哉？恶朝廷所建益深，故其自为益进也。
在这里，他梳理中国历代学术流变，认为
个时代凡是能称为上品学问，多源于草野，而非依靠官方提倡。在1908年为《国粹学报》撰写祝辞中，章太炎直言自己心中块垒，担心同侪阐扬国学，易被清z.府收编利用，甚至有人因醉心利禄而“以其合者取宠”，这不但厚诬古人，而且为虎作伥。所以他强调“学以求是，不以致用，用以亲民，不以干禄”。在g,m阵营里，有心阐扬中国传统者应甘于自处民间，白首学问，拒绝借学问来干谒权贵，曲学阿世。此外，他还提醒应警惕在论述中国传统之时，因为“视新学与之合”，于是简单比附，“内契于愚心，外合于殊国”，为带有近代资本主义色彩“豪强自治”“工商兼并”“喻利轻义”等有利于富豪权贵政治宣传张目辩护，反而忽视为平民伸张权益，致使“世受其弊”。其作俑者，“非独新学，亦国粹之咎已”。
在1906年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演讲中，章太炎提出要“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热肠”。而所谓“国粹”，主要就是中国历史，其中包括语言文字、典章制度与人物事迹。1909年，他在与国粹学报社信中谈道：“弟近所与学子讨论者，以音韵训诂为基，以周、秦诸子为极，外亦兼讲释典。盖学问以语言为本质，故音韵训诂，其管龠也；以真理为归宿，故周、秦诸子，其堂奥也。”以上这些，加上在重订本《訄书》中占据
相当篇幅中国历代学术流变论述，构成世所称道“章氏国学”主要内容。
在清代汉学传统里，小学（语言文字之学）被视为治学之基础。顾炎武说：“学者读圣人之经与古人之作，而不能通其音；不知今人之音不同乎古也，而改古人之文以就之，可不谓之大惑乎？”戴震亦言：“由文字以通乎语言，由语言以通乎古圣贤之心志，譬之适堂坛之必循其阶，而不可以躐等。”在章太炎清末民初学术著述中，致力最勤、成果最多当属语言文字之学。他强调：“盖小学者，国故之本，王教之端，上以推校先典，下以宜民便俗。”他之所以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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