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为“清学殿军”，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其小学功底充分继承
清代汉学
传统。除《国故论衡》中小学部分，他其他语言文字学著作同样精义颇多。比如《新方言》阐述他对整齐中国各地方言主张，当时即有读者感觉“颇多新义”；《小学答问》为与众弟子论学时记录，探讨汉字本字借字流变之迹；《文始》集中分析汉字孳乳规律。在近代西方列强逼迫之下，中国文化遭遇前所未有挑战。这种挑战主要表现之
就是中国语言文字备受质疑，或是被认为烦琐难学，或是被认为缺乏逻辑，或是被批评不善描述新事物，或是被视作落后习俗象征。对此，章太炎在与那些抨击中国语言文字者和希望用域外标准来改造中国语言文字者辩论中，从中国文化整体性出发，在语言文字定义、中国文字特点、中国语言文字与中国社会关系等方面进行新诠释。他借助清代汉学成果，吸收近代语言学理论，强调“语言各含国性以成名，故约定俗成则不易”，“语言者，心思之帜”。语言文字与民族性息息相关，它是维系全民情感与认同重要纽带，从语言文字中可以窥见中国文化里所独有价值观念与伦理准则。此外，章太炎指出：“国之有语言，固以自为，非为他人。为他人者，特余波所及耳。”本国语言是本国民众每日都在使用交流工具，外人是否感觉便利不能成为评判它标准。而从宏观角度看，近代中国民族国家建设方面需要维持秦汉以来大统国家政权，特别是清代形成领土版图，另方面需要妥善继承拥有数千年历史之久中华文化。在此视域里，语言文字重要性也就凸显出来。他强调：“今以六书为贯，字各归部，虽北极渔阳，南暨儋耳，吐言难谕，而按字可知，此其所以便也。”由于具有统书写形式，中国各地民众能够有效地相互往来交流，这对维系国家统意义重大。而文字中所表现观念与价值，更是绝大多数中国民众共通之物，让人们虽身处胡越，但宛若家，避免因言语不通而导致交流不畅。
在《国故论衡》小学与哲学部分里，章太炎进步探索中国语言文字形成与演变特点。关于语言文字缘起，他认为：“物之得名，大都由于触受。”语言产生于人们接触到具体事物之后，因此语言与社会实践有密不可分关系，“名之成，始于受，中于想，终于思”。在感受到具体事物后，随着思维方式进步，人们便能逐渐用专门词汇和概念来描绘世间万物特征和属性，这样就形成文字。中国语言文字产生于中国这特定空间内。人们经过长期实践来认识自然、认识社会，通过思考与总结，形成套独具特色、用以描述周遭环境符号系统。随着历史变迁，它记录并传承那些通过总结社会经验而来观念，久经积累，发展成独特文化体系。中国文字宝贵，就在于起到文化载体作用。此外，关于《说文解字》“六书”当中“转注”与“假借”，章太炎认为此乃汉字特有造字之法，可驾驭文字繁简。有转注，则“方言有殊，名义也”，各地读音相似字可以互相表达，使各地民众有相互沟通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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