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国学，便出不得这两派
范围。两派领袖，今文家便是广东康先生，古文家便是浙江章先生。二十年间，只是他们两家新陈代谢，争辩不休。”作为晚清大儒俞樾学生，章太炎对经学自然有极深研究。但他在这
时期学术研究里，对于近代经学最为深远影响莫过于他重新定义
何谓经书。在他看来：
“经”者，编丝缀属之称，异于百名以下用版者。亦犹浮屠书称“修多罗”，“修多罗”者，直译为“线”，译义为“经”。盖彼以贝叶成书，故用线联贯也；此以竹简成书，亦编丝缀属也。
按照这样解释，“经”本意并没有古人所强调那些神圣性甚至神秘性，而是与上古时期制作典籍物质条件有关。引申而生，就是经书在中国古代典籍里也没有不证自明权威性，而是与其他门类典籍样，能够被人们以平等眼光来审视与研究。当然，章太炎并未因此而无视经学对于中国文化重要意义。他认为孔子整理上古经书，使文化得以保存与传承，这点已足以让孔子不朽。作为六经之《春秋》之所以值得人们珍视，是因为它开启中国人重视历史传统。历史为什
重要？章太炎指出：“国之有史久远，则亡灭之难。”因此，“令国性不堕，民自知贵于戎狄，非《春秋》孰维纲是？春秋之绩，其什佰于禹”。
关于如何看待诸子学，章太炎在《国故论衡》《原学》里认为：“诸子之书，不陈器数，非校官之业有司之守，不可按条牒而知，徒思犹无补益。要以身所涉历中失利害之端，回顾则是矣。诸少年既不更世变，长老又浮夸少虑，方策虽具，不能与人事比合。夫言兵莫如《孙子》，经国莫如《齐物论》，皆五六千言耳。事未至，固无以为候，虽至非素练其情，涉历要害者，其效犹未易知也。是以文久而灭，节奏久而绝。”在他看来，先秦诸子并非将探讨抽象问题作为重点，而是多含切合人事之语。因此，必须诠释者本人久经世变，涉历渐深，方能体会出其中内蕴。
此外，诸子学在近代重新被人重视，个不容忽视原因就是人们受到近代西学启发，从新角度审视诸子学。虽然章太炎在1906年以后反对那种简单地用中国传统比附西学做法，但他却吸收不少印度佛学资源，用来构建自己哲学体系。关于这点，他在《国故论衡》《明见》篇中指出：“自纵横、阴阳以外，始征藏史，至齐稷下，晚及韩子，莫不思凑单微，斟酌饱满。天道恢恢，所见固殊焉。旨远而辞文，言有伦而思循纪，皆本其因，不以武断。今之所准，以浮屠为天枢，往往可比合。”不同于时人常因慕强而歆羡西学，章太炎认为同处亚洲中印之间应在文化上互相借鉴，以克其短。《齐物论释》就是他借鉴佛学来阐释先秦诸子代表作。
在章太炎这时期阐释诸子学论著中，影响最广者当属《诸子学略说》（又名《论诸子学》）。他在其中对汉代以来被奉为官学儒家及其创始人孔子进行强烈批判与露骨讥刺。在他看来，“儒家之病，在以富贵利禄为心”。孔子“教弟子也，惟欲成就吏材，可使从政”。不但孔子本人“湛心荣利”，而且“用儒家之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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