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坚苦卓励者绝无，而冒没奔竞者皆是”。章太炎全篇极少涉及诸子各派学说，而将重点放在诸子各派
道德与学品上面，认为儒家在这些方面无疑是非常差劲。当然，章太炎此论真实意图并非单纯批孔，而是影射在他看来为
追求功名利禄才宣扬君主立宪康有为。这篇文章给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十分活跃吴虞很大启发，他顺着章太炎思路去批判儒学与礼教。另
方面，这篇文章也让章太炎成为些恪守儒学传统士人眼中，造成反传统思潮泛滥始作俑者。
除此之外，章太炎尤为关注法家与道家学说。在分析中国古代政治流变时，章太炎认为：“铺观载籍，以法律为《诗》《书》者，其治必盛；而反是者，其治必衰。且民所望于国家者，不在经国远猷，为民兴利，特欲综核名实，略得其平耳。是故韩、范、三杨为世名臣，民无德而称焉。而宋之包拯、明之况钟、近代之施闰章，稍能慎守法律，为民理冤，则传之歌谣，著之戏剧，名声吟口，愈于日月，虽妇孺皆知敬礼者，岂非人心所尚，历五千岁而不变耶？”依他之见，在历史上能被称为良政者，必须包含循名责实、不避权贵等带有很强法家色彩素质，要避免让法律沦为维护权贵与豪强利益工具。
基于这样认识，章太炎反当时批判秦政风气，在发表于1910年《秦政记》文里总结秦政正面意义。他指出，秦政特点之在于抑制帝室与贵族，防止其拥有政治上与经济上特权。秦政运作在当时社会条件下（这点很重要）定程度上保障平民利益。在人才铨选方面，秦制依据韩非主张“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使官僚系统与军事系统中高层*员多从基层提拔上来。下层官吏若在基层职位上做出成绩，不论出身皆可循序升迁，并且在铨选过程中尽可能地杜绝皇族贵戚弄权干位。这较之汉武帝滥用外戚近臣、打压功臣宿将，良莠之间，高下立判。此外，秦朝厉行法制，赏罚准于法，拒绝向特权集团法外开恩，这点在古代社会条件下实属不易。其实不仅是对秦政，这也是章太炎评判中国历代典章制度主要标准。当然，章太炎强调：“人君者，剽劫之类，奄尹之伦。”秦以降君主制并不值得留恋，而应予以批判。但批判君主制是回事，挖掘中国古代政治传统当中其他值得继承因素则是另回事。
前文提到，章太炎极力批判资本主义代议制。为加深自己立论深度，他在《国故论衡》《原道》中援引老子学说作为参考。他认为应按照司马迁在《史记》里叙述，将道家与法家合而观之，因此特别强调《韩非子》中《解老》与《喻老》两篇文章极得老学深意，解读老学应以此为标准。他根据《解老》篇要旨，认为老子“绝圣弃智”与“不尚贤使民不争”，并非指遗弃文明，返于质朴，使民众老死不相往来，而是强调在政治上要循名责实、不尚虚言。选拔人才必须以“图书”及“身验”这些具有客观标准因素为基础，避免将主观好恶与人情关系掺于其中。不尚贤也不是否定学说与才能，而是借此杜绝那些靠验而无征虚名浮议来自
标榜之人，这样方能做
请关闭浏览器阅读模式后查看本章节，否则可能部分章节内容会丢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