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群情激奋，纷纷组成救国团回国请愿，各地也爆发
多起抗议示威活动，商界亦号召民众抵制日货。目睹斯景，章太炎认为：
近日因段氏卖国事件，日本学生全体回国，下江抵制日货之声，日益腾沸。卖国之罪，视解散国会为重，人心怨愤，亦较解散国会为深，此时若能顺用民心，较去岁必有进步。
可见，他确实在思考如何与这些新
力量相结合。毕竟，当年在东京主编《民报》时，自己身边也聚集着
群立志于救国救民青年留学生。在四川与西南军阀周旋之余，章太炎向当地青年做演讲，分享自己对于青年从事政治活动隐忧。他认为，青年第个弱点“就是把事情太看容易，其结果不是侥幸，便是退却”。他建议“现在青年若能将这个弱点痛改，遇事宜慎重，决机宜敏速，抱志既极坚确，观察又极明，则无所谓侥幸退却，只有百折不回，以达吾人最终之目而已”。此外，章太炎还提醒，青年另弱点“就是妄想凭借已成势力，就将自己原有之才能，皆并牺牲，不能发展”。他认为：“已成势力，无论大小，皆不宜利用，抱定宗旨，向前做去，自然志同道合青年，天多似天，那力量就不小。”对此，他特别提到刚成立不久少年中国学会：“他们少年中国学会，主张不利用已成势力，
是很赞成。”从宏观层面来看，新文化运动意义之就是形成新政治力量，这政治力量有新组织与动员形式，新政治与文化主张，它极不同于清末以来士绅、军阀与买办群体。青年学生是新政治力量重要组成部分，章太炎希望他们不要因求轻便而去利用已成势力，可以说与新文化运动主旨颇为契合。
新文化运动刚兴起时，最引人瞩目焦点问题其实是文言文与白话文之争。其中，胡适作用固然很重要，但胡适能在北京大学立足，离不开北大文科中章门弟子支持。北京大学前身京师大学堂创办之初，桐城派文人度占据文科主导位置，姚永概、马其昶、林纾等桐城派名士先后任教于此。1913年何燏时出任北大校长，开始整顿校内派系，林纾与姚永概二位桐城派大将因人事纠纷而离开北大。与此同时，北大预科学长胡仁源（后任校长）开始将章太炎门生引进北大，替代桐城派。朱希祖、黄侃、马裕藻、沈兼士、钱玄同等人陆续进入北大任教。当时在北京大学预科念书陶希圣就回忆：“民国初年北京文史学界泰斗都出于太炎先生之门。”1916年蔡元培担任校长后，聘请刘师培、周作人进入北大，让与章太炎在清末颇有往来陈独秀担任文科学长，使北大章门力量越发壮大。胡适初来北大，不但得到陈独秀赏识，并且很快与钱玄同建立联系。
胡适虽然长期自诩深得带有极强美国特色实用主义哲学之神髓，但在撰写其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时，他却经常参考章太炎著作。在给友人许怡荪信里，他自言今世研究先秦诸子者，“其真能得诸子学精华者，惟章太炎先生”。并说虽然自己不完全照搬章太炎结论，但“适治诸子得太炎先生所著书之助力不少”。不久之后，胡适给许怡荪写信，让后者帮他在国内搜集章太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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