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作供自己参考。收到许怡荪寄来
书后，胡适又对他说，自己把章太炎论诸子学著作“细细圈读之”，虽然“颇费功夫，而所得不少”。回国之后，胡适将《先秦名学史》略作改动，更名为《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出版。从内容上看，这本书不少篇幅确实与章太炎在《国故论衡》里论诸子学部分颇为相似。无怪乎钱穆晚年直言胡适此书“称述先秦诸子，大体因承章氏《国故论衡》之意，惟文言、白话有所不同而已”。在此背景下，胡适到北大后，很自然地主动与章太炎门生打成
片。
置诸当时背景，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里提倡白话文，批判文言文，虽然对章太炎表彰魏晋文章也有冲击，但更主要针对对象是北大文科里桐城派。加之章太炎自己在清末也于《教育今语杂志》上发表过不少白话文，因此，胡适主张很快得到
章门高足钱玄同与朱希祖响应。不过，在另位章门高足黄侃看来，胡适鼓吹白话文及白话文背后新思潮，会对中国传统造成极大危害，因此必须坚决反对。后来北大学生效仿《新青年》创办《新潮》，黄侃便支持那些与自己立场相近学生创办《国故》以抗衡。听闻黄侃等人言行后，章太炎在给吴承仕信中谈道：“颇闻宛平大学又有新文学、旧文学之争，往者季刚辈与桐城诸子争辩骈散，仆甚谓不宜。老成攘臂未终，而浮薄子又从旁出。无异元祐党人之召章蔡也。”不久之后他又对吴承仕说：“所称北都现象，令人发笑。然非蔡孑民辈浮浪之说所能平也。”或许是此时正忙于劝说西南军阀参与护法运动，或许是对先前自己门生与桐城派斗法印象犹存，章太炎觉得黄侃等人没必要与提倡新文学之士般见识。在他看来，新文学实乃“浮薄”之像，不值驳。从文化与政治角度来看，章太炎未能意识到新文学对于文化普及与政治动员巨大意义，新文学背后不仅是新思潮传播，更是在召唤新政治力量。不过从学术角度看，章太炎此论却不能说全无道理。1920年，在北大读书多年，并在新文化运动中崭露头角傅斯年致信蔡元培，直言：“北大此刻之讲学风气，从严格上说去，仍是议论风气，而非讲学风气。就是说，大学供给舆论者颇多，而供给学术者颇少。”
虽然新文化运动具有极强政治指向，并且这种政治指向随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传播而越来越有号召力，但在胡适眼里，美国式资本主义政治才是中国榜样，十月g,m经验则是疏于谈“具体问题”“主义”，不值得过度提倡。因此，他希望将新思潮意义局限在学术与文化层面，即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等事项。其中，他尤为重视整理国故。因为如何看待中国传统是近代以来重要议题，能否在此议题上形成自己主张，关系到能否获得学术话语权与领导权。
由于晚清以来中国传统学术研究深受清代汉学影响，所以要想介入此领域，需要对清代汉学传统进行诠释。在胡适看来，“清朝‘汉学家’所以能有国故学大发明者，正因为他们用方法无形之中暗合科学方法”。虽然类似观点在晚清就有不少人谈及，包括章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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