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
史学主要有“民族主义之史学”“平m;主义之史学”“文化主义之史学”三层意涵。而这三层意涵加在
起，则是对于民族文化热爱。在这个意义上，章太炎史学既非简单延续清代汉学路数，又与晚清以来占主流地位史学思潮迥然有别。此外，钱穆指出，章太炎史学之所以呈现出这样特征，是缘于他史论与政论紧密相连，“论史亦每与世事相发，而论政俗尤深切”。而章太炎之于政治，并不仅从政治制度与政治思想方面展开思考，他尤为重视社会文化对政治影响，所以十分关注社会道德与民间风俗，期待学术不仅能传承文化，还能化民成俗。因此，他对于五朝学术与程朱理学都有不同于时流评价。可以说，钱穆对章太炎学术思想总结是颇为到位。
最后，评价章太炎，不能不涉及他长期论敌康有为。钱穆这样评价康章：
当其时，与为论敌相抗衡者，有南海康氏。康极恢奇，而太炎则守平实。故康欲上攀孔子为教主，称长素；而太炎所慕则在晚明遗老，有意乎亭林之为人，而号太炎。然康主保王，太炎则力呼g,m。康唱为变法，太炎又谆谆期循俗焉。太炎之于政治，其论常夷常退；其于民族文化，师教身修，则其论常峻常激。然亦不偏尊家，轻立门户，盖平实而能博大，不为放言高论，而能真为民族文化爱好者，诚近世人而已矣。
很明显，对于章太炎与康有为，钱穆是偏向于章太炎，给予他比较高评价，称他为“近世人而已”。而对康有为则颇有指摘，这也与他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用不少篇幅批评以康有为为代表晚清今文经学相致。不过钱穆到
晚年，出于对中国近代史上反传统之风反感，认为章太炎实乃开启洪水闸门代表，遂对他进行新批评，声称章太炎“为祸之烈，恐当尤驾乎其所深恶后起新文化运动之上”。对于章太炎学术代表作《国故论衡》，钱穆认为：“太炎此书，实即是种新文化运动，惟与此下之新文化运动之意西化有不同而已。”而关于章太炎历史定位，钱穆说：“当清末民初之际，学者菲薄传统，竞求变以为快，太炎与南海康氏，其表率也。”这观点，与他在《余杭章氏学别记》中所言截然相反。
如果说钱穆是作为“旁观者”来评价章太炎话，那
在章太炎诸多弟子当中，对于师说有较为深刻评价者，当属先问学于廖平，后赴苏州拜章太炎为师蜀学后劲李源澄。章太炎去世后，李源澄应《中央评论》之邀，发表《章太炎先生学术述要》文，较为全面地评价师说。他自言：“澄尝读其书而问业其人，谨愿以管窥蠡测之见，供之读者，或于认识先生，不无涓埃之助欤。”这方面显示出因为他对章太炎比较解，所以可以深入分析后者学术；另方面其实也在表明这篇文章中章太炎学术形象，很大程度上是从自己学术立场出发所进行评述。例如他如是刻画章太炎晚年形象：“涵养益深，终日不见喜怒。接其人如汪洋浩海，不测其畔岸。如霁月光风，使人陶醉而不觉其所以然，浑然与万物同体。心量之广大如是。与壮年富贵不*，贫贱不移，威武不屈，视死生如昼夜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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