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不知者几疑其为二人。”毋庸多言，这种关于其待人接物细节
叙述，非时常接近章太炎者所不能为。
在李源澄看来，章太炎治学最为明显特征便是所涉及面非常之广。“先生
身，可化若干学者。先生实合若干学者为身，而又能血脉贯通，如手足头目之息息相关。”之所以有这般成就，是因为章太炎学术与他个人经历融为体，即“先生之学与人，不能离开，学问心境，互为增益。”因此，体现出“独往独来，绝所依傍”学术气象。因此，将章太炎治学主旨和他强烈现实关怀合而观之，是李源澄评价其学术基本视角。也正因为如此，李源澄认为章太炎学术已与清代汉学有不小差异。他指出：“先生治学与清儒异者，厥为时代所造成。因念念不忘光复，于是旁求政术，而遍览群史。绎颂玄言，以增其理趣。故读书不忘经国。纯守清儒矩度者，仅少年时期。晚年虽不与闻政事，而对于民族兴亡，政治得失之际，未尝去怀。所谓烈士暮年，壮心未已者也。”可见，在李源澄看来，想要理解章太炎学术，不能脱离对近代中国政治变革考察。或者说，正是由于终其生都未能忘情于政治，章太炎学术才体现出所涉范围极广、观点洞见颇多特征。因此，对于太炎之学，固然可以放到清代以来学术流变中去理解，但更需要关注到清末以降政治形势对他巨大影响。
基于此，出于亲炙教诲之便，李源澄特别着重分析章太炎晚年学术特点：
先生每分学问为二节。曰，修己治人之学，二曰，超人之学。先生平日教人者，则修己治人之学也。此二者本难融合，先生晚年切放下，其执著而不舍者，厥惟三事。曰，关系民族之存亡者。二曰，关系世道之隆污者。三曰，关系学风之醇漓者。此三者其固执异于恒人，除此三事，直与物宛转，而无所用心。
正如本书前面内容所论，章太炎晚年因受到民族危机日益加剧刺激，为唤起国人爱国热情而不辞辛苦地讲学。李源澄所论其晚年于“关系民族之兴亡者”“关系世道之隆污者”尤为重视，指就是章太炎这些言行。而所谓“学风之醇漓”，其主要衡量标准也是着眼于是否对前两者能有助益。可以说，作为章太炎晚年弟子，李源澄颇能道出乃师学术旨趣之所在。
不过另方面，李源澄认为，正是由于章太炎治学有极强现实关怀，所以他经学主张，从李氏所理解经学演进脉络来看，不无值得商榷检讨之处：
先生早年说经之文甚少，大底在今古之争。其余解经之文，亦多卓见，惟无总持书之作耳。晚年之作，以《尚书拾遗》与《春秋左氏疑义答问》二书为大宗。《尚书拾遗》，在王氏父子与俞、孙二家之后，继续有所发明，可与同其不朽。在此时为之，则尤难也。《春秋左氏疑义答问》书，已不如壮年之偏主贾、服而废杜氏。先生在此书中，发明甚多，惟左氏说经，不无问题。虽以先生之才之学，终未能使其血脉贯通……《周礼》书，先生既信《周礼》，自不能于《周礼正义》之外，有何独创之见。先生于经学用力勤而获效少者此也。先生于整理方面，因承继清代学风，未能发舒先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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