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这不过是
个人
感受，然而倒未必荒诞不经。
这
考虑话，甚至觉得与欧美社会相比，日本只怕在更早阶段，就把这种总体性滑坡当作不言自明现象自然而然地察知
。因为小说比欧美更早，在日本得到（至少是普通读者）积极接受。在中国、韩国及台湾地区或许也是这样。除日本以外，中国、韩国和台湾地区读者们很早就开始（从在美国和欧洲获得认可之前）积极地接受和阅读作品。
说不定这些东亚国家和地区先于欧美，社会性滑坡在人们中间就开始具有现实意义。这并非欧美式“发生某种事件”般急剧社会变动，而是费时耗日、相对平缓滑坡。也就是说，在追求急速增长亚洲地区，社会性滑坡不是突发事件，在这四分之
个世纪中，或许是恒久持续状态。
当然，如此简单地断言大概有点勉强，其中肯定还有种种因素。然而亚洲各国读者对小说反应，与欧美各国读者似乎可以看出不少差异，这也是确凿事实。想大部分可以归结于对“滑坡”认识和应对上差异。再多说句，在日本与亚洲各国，理应先于后现代主义“现代主义”，只怕在正确意义上并不曾存在过。换句话说，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在逻辑上大概不如欧美那般泾渭分明。话题扩展到这步未免太广，还是另找机会再说吧。
此外，能在欧美各国取得突破重要原因之，想与遇到几位优秀翻译家有莫大关系。首先在八十年代中期，位叫阿尔弗雷德·伯恩鲍姆腼腆美国青年找到，说是很喜欢作品，选译几个短篇，问可不可以。结果就变成“好呀，拜托啦”。这些译稿越聚越多，虽然费时耗日，但几年后却成进军《纽约客》契机。《寻羊冒险记》和《舞！舞！舞！》也是由阿尔弗雷德为讲谈社国际翻译。阿尔弗雷德是位非常能干、热情洋溢翻译家，如果不是他来找、提起这个话题，那时压根儿就想不到把自己作品译成英文，因为觉得自己远远没有达到那个水准。
之后，受到普林斯顿大学邀请前往美国居住，遇到杰伊·鲁宾。他当时是华盛顿州立大学教授，后来转到哈佛大学任教，是位非常优秀日本文学研究家，因翻译夏目漱石几部作品闻名遐迩。他也对作品很感兴趣，对说：“可能话想翻译些，有机会就请招呼声。”便说：“先译几篇你喜欢短篇小说如何？”他选译几篇作品，译得非常棒。觉得最有趣，是他和阿尔弗雷德选中作品完全不同。二者不可思议地毫无冲突。当时深深感觉到，拥有多位译者原来事关重大嘛。
杰伊·鲁宾作为翻译家是极具实力，他翻译最新长篇小说《奇鸟行状录》，使在美国地位变得相当稳固。简单地说，阿尔弗雷德相比之下译得自由奔放，杰伊·鲁宾则译得坚实，各自都有独自韵味。不过那时候阿尔弗雷德工作很忙，腾不出手来翻译长篇小说，因此杰伊适时出现，对来说就像场及时雨。而且像《奇鸟行状录》那样（与初期作品相比）构造相对致密小说，觉得还是杰伊这样逐字逐句准确翻译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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