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高僧支道林却能对《庄子》中
“逍遥游”引用佛理，阐发出新意来，
时为时人所重，推为大贤。
玄学引用佛学焕发出新生机，有
这样个背景前提，时下士族人家对于佛学加以推崇追捧，便不难理解。
听片刻竺法深讲义，沈哲子便乏甚意趣。后世那种已经完全本土化，打磨圆润成熟佛教理论，他都感觉味同嚼蜡，并不认同。至于竺法深所讲玄、佛掺杂夹生佛法，本身便流于玄虚幻灭，破除切实体荒诞狭隘，他自然更加听不下去。
庾条本身并不信佛，反而是天师道积箓道官，初时不甚在意，可是细听片刻后，竟然渐渐入迷，似乎极有感触。
沈哲子见状便起身，才发现那个
佛教自两汉流入中土，几百年间其实始终未有起色，哪怕在三国战乱频频时期，虽然佛教徒活动痕迹增加，但因其佛理经义本就悖于人们惯常意识，没有出色人物出现，也没有政治层面推动，因此仍然只是疏于正途异说番教。
佛教学说真正为上层社会接纳，还要到西晋时，这个时期玄学空前繁荣，佛教中般若学推崇性空论，作为个玄学补充而存在。
等到五胡乱华，在北地佛教便有独立于玄学之外契机。那些起于边蛮胡族首领们对于同为番教佛教自有种特殊情愫在里面，加之佛教些主张也颇利于其统治，因而得以被大规模推广。此时北地最为出名高僧佛图澄，便是后赵石勒座上宾客。
而在江东，佛教仍然没有摆脱玄学附庸尴尬处境，并不具备独立成教影响力和实力。最起码沈哲子在吴中乡间，并不怎
见到有多少佛教徒，此时大约还仅仅只是上层社会股风潮。
坐在露台上那位高僧竺法深，面貌清癯，衣着并不是沈哲子所熟悉后世那种僧衣袈裟，而仅仅只是时服素衣，只是头顶受戒而已。时下僧人之姓随师而行，若承天竺者则以“竺”为姓，若承月支者，则以“支”为姓。至于佛教徒以“释”为姓，则要到稍晚些高僧道安才有此议。
此时竺法深在楼上所讲内容，也并不是沈哲子有解经文，而是时下影响力颇大《放光般若经》。至于佛教比较重要、倡导人人皆有佛性、皆可为佛《法华经》，现在压根还没有翻译过来。
虽然不曾接触过这经文，但听那竺法深讲起其中经义，又不怎觉得艰深难懂。甚至其中些观点，与时下玄学中些理论颇多吻合之处，有异曲同工之妙。甚至于讲到玄虚幻灭感觉，较之玄学理论还要更进步，有种让人诸事放低、此心死寂感想。
这倒也并不出奇，时下般若学本就与玄学颇多类似。而这竺法深用玄学理论去诠释佛教观点，本就是佛教本土化重要手段，名为格义，挂羊头卖狗肉而已。
如今上流社会对于佛教学说追捧，除其较之玄学更为务虚、教人逃避现实之外，学术上比较明显追求便是借助佛教般若说，对于玄学发展加以推动。
玄学发展到西晋时期，已经达到个顶点，时下清谈名士们终日侃侃而谈，所言者其实不过仅仅只是前人牙慧而已。以至于渡江之后，王导清谈只言“声无哀乐、养生、言尽意”三理，全都是西晋旧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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