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氏节烈劲直遂成为部族传统，忠义之行为朝野推崇，以存赵之恩，以聚盟之功，对魏赵两大国始终保持着源远流长
道义优势。这也是春秋末期乃至战国初期“三晋”相对和谐，并多能
致对外根基所在，也是天下立起“三晋家”口碑由来。
这个枢纽期长期意义在于，它奠定
韩氏族群与韩国朝野风习秉性，也赋予韩国在战国初期以强劲扩张活力。《史记·货殖列传》记载韩国重地颍川、南阳之民众风习云：“颍川、南阳，夏人之居也。政尚忠朴，犹有先王之遗风。颍川敦厚……南阳任侠。故，至今谓之夏人。”太史公将韩国民风之源归于夏人遗风，应该说有失偏颇。战国大争之世，国主体族群之风习，对国人风习有着决定性影响。若无韩氏族群之传统及其所信奉行为准则，作为韩国腹地南阳、颍川两郡不会有如此强悍忠直民风。
第二个枢纽期，是韩昭侯申不害变法时期。
韩氏立国之后多有征战，最大战绩是吞灭春秋小霸之郑国，迁都郑城，定名为新郑。此后魏国在李悝变法之后迅速强大，成为战国初期天下霸主。三晋相邻，魏国多攻赵韩两国，三晋冲突骤然加剧。当此之时，韩国已经穷弱，在位韩昭侯起用京人京，战国地名，故郑国之地，今荥阳东南地带。申不害发动变法。申不害是法家术派名士，是术治派开创者。术治而能归于法家，原因在申不害术治以承认国法为前提，以力行变法为己任。在韩非将“术治”正式归并为法家三治（势治、法治、术治）之前，术治派只是被天下士人看作法家而已。究其实，术治派与当时真正法家主流派商鞅，还是有尖锐冲突与重大分歧。分歧之根本，法家主流主张唯法是从，术治派主张以实现术治为变法核心。这种分歧，在秦韩两国变法实践中鲜明地体现出来。
《申子》云：“申不害教昭侯以驭臣下之术。”
《史记·韩世家》载：“申不害相韩，修术行道，国内以治，诸侯不来侵伐。”
术治者何？督察臣下之法也。究其实，便是整肃吏治并保持吏治清明方法手段也。所以名之以“术”，则在于它是掌握于君主之手套秘而不宣查核方法，二则在于熟练有效地运用权术需要很高技巧，故此需要传授修习。就其本源而言，术治理念根基发自吏治腐败与难以查究，且认定吏治清明是国家富强民众安定根本。如此理念并无不当。此间要害是，术治派见诸于变法实践之后扭曲变形。所谓扭曲，是秘而不宣种种权术旦当做治理国家主要手段普遍实施，必然扭曲既定法度，使国家法制名存实亡。所谓变形，是权术旦普遍化，国家权力运行法则，规定社会生活种种法律，便会完全淹没在秘密权术之中，整个国家治理都因权术风靡而在事实上变形为种权谋操控。
申不害悲剧在此，术治悲剧在此，韩国之悲剧亦在此。
申不害主政几近二十年，术治大大膨胀。依靠种种秘密手段察核官吏权术，迅速扩张为弥漫朝野恶风。由是日久，君臣尔虞
诈，官场钩心斗角，上下互相窥视，所有各方都在黑暗中摸索，人人自危个个不宁，岂能有心务实正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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