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笑着说：“
心里油然生出
股对船山
由衷崇拜。“大人，船山公议论戛戛独造，破自古悠谬之谈。卑职想，若使其得位乘时，必将大有康济之效。”
“不见得。”曾国藩轻轻地摇
摇头。
“为何？”赵烈文颇感意外。他深知曾国藩向尊崇王夫之，但为什
并不赞同这个观点呢？
“船山之学确实宏深精至，但有则嫌偏刻。比如对人评价，求全责备多，宽容体谅少。若让船山处置国事，天下则无可用之人。”曾国藩离开座位，在书案前走几步后又说，“作文与做官并不是回事。作文以见深识闳为佳，立论即使尖刻、偏颇点亦无妨，因为不至于伤害到某个人，也不去指望它立即收到实效，只要自圆其说，便是理论，运笔为斤，自成大匠。做官则不同，世事纷繁，人心不，官场复杂，尤为微妙，识见固要闳深，行事更需委婉，曲曲折折，迂回而进，当行则行，当止则止，万不可逞才使气，只求时痛快。历来有文坛上之泰山北斗，官场上却毫无建树，甚至败涂地者，盖因不识此中差别耳！”
赵烈文不断点头称是。过会，曾国藩感慨地说：“世上之人，其聪明才力相差都不太远，此暗则彼明，此长则彼短，在用人者审量其宜而已。山不能为大匠别生奇木，天亦不能为贤主更生异人。”
“大哉，宰相之论也！”赵烈文不由得高声赞叹。
“惠甫，你怎可以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呀！”曾国藩哈哈大笑起来，心情十分快活。
“卑职跟随大人多年，素日里听大人谈经谈史谈人物，所获甚多。有时想，若是把大人这些谈话都整理出来，刻印成书，必然对世人大有启发。”赵烈文真挚地说，他其实已悄悄地这样做。每次和曾国藩谈话之后，他就赶紧记在当天日记上，尽量做到不漏句，不走丝样，把它们原原本本地留在纸上。曾国藩多次和他谈“静”意义。从春秋诸子百家，谈到宋明程朱陆王，把“静”学问阐发得淋漓尽致，说得赵烈文如醉如痴。他于是自号能静，将书斋命名为能静居，其每天日记也随之叫做能静居日记。这部能静居日记已记二十年，其中有不少曾国藩言论。
“惠甫，
本是个读书做诗文料子，谁知后来走错路。”曾国藩今天谈兴很高，他喝口茶，饶有兴致地谈起往事。“初服官京师，与诸名士接游，时梅伯言以古文、何子贞以学问书法皆负重名。时时察其造诣，心独不肯下之。顾自视无所蓄积，惟有多读书而已，心中则以为异日梅、何之辈不足以相伯仲。岂料学未成而官已达，从此与簿书为伍，置诗文于高阁。咸丰二年后奉命讨贼，驰驱戎马，益发无暇为学。今日回过头来再读梅伯言之文，自觉其有过人之处，往者之见，实为少年偏激。不过，至今心里仍不服输，若让有时间读书，定要与梅伯言争个高低。”
说罢，副愤愤不平认真样子。赵烈文鼓掌大笑起来，说：“人之性度不可测识，世有薄天子而好为臣下之称号者，汉之富平侯、明之镇国公①也。大人事业凌架千古，唐宋以下几无其伦，仍斤斤计较，要与寒儒争高下，岂不与汉成帝、明武宗为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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