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去人欲,平日身蹈危阶,把那种畏死之念去得干干净净。孟子不动心,宋儒亦不动心。孟子之不动心,从积极集义得来;宋儒之不动心,从消极去欲得来,所走途径,完全相反。
孟子学说:以字为出发点,所讲爱亲敬兄和怵惕恻隐,内部都藏有个字。其言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又曰:“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吾者也,其者也,处处不脱字,孟子因为重视字,才有“民为贵君为轻”说法,才有“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说法。程子倡“去人欲”学说,专作剥削字工作,所以有“妇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说法。孟子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夫。闻诛夫纣矣,未闻弑君也。”这是孟子业已判决定案。韩昌黎曰:“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程子极力称赏此语。公然推翻孟子定案,岂非孟门叛徒?他们还要自称承继孟子道统,真百思不解。
孔门学说,“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利己利人,合为事。杨子为,专讲利己,墨子兼爱,专讲利人。这都是把个整道理,蒙着半面,只说半面。学术界公例:“学说愈偏则愈新奇,愈受人欢迎。”孟子曰:“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孔子死后,未及百年,他讲学地方,全被杨墨夺去,孟子攘臂而起,力辟杨墨,发挥孔子推己及人学说。在们看来,杨子为,只知自利,墨子兼爱,专门利人,墨子价值,似乎在杨子之上。乃孟子曰“逃墨必归于杨,逃杨必归于儒”,反把杨子放在墨子之上,认为去儒家为近,于此可见孟子之重视字。
杨子拔毛而利天下不为也,极端尊重字,然杨子同时尊重他人之。其言曰:“智之所贵,存为贵,力之所贱,侵物为贱。”不许他人拔毛,同时也不拔他人毛,其说最精,故孟子认为高出墨子之上。然由杨子之说,只能做到利己而无损于人,与孔门仁字不合。仁从二人,是人与中间工作。杨子学说,失去人之关联,故为孟子所斥。
墨子摩顶放踵以利天下,其道则为损己利人,与孔门义字不合。义字从羊从,故义字之中有个字在;羊者祥也,美善二字皆从羊。由择其最美最善者行之,是之谓义。事在外,择之者也,故曰义内也。墨子兼爱,知有人不知有,故孟子深斥之。然墨子之损,是牺牲人,以救济普天下之人,知有众人之,不知自己之,此菩萨心肠也。其说只能行之于少数圣贤,不能行之于人人,与孔门中庸之道,人己两利之旨有异,自孟子观之,其说反在杨子之下。何也?因其失去甲乙二图之中心点也。孟子曰:“天之生物也,使之本。”本者何?中心点是也。墨子之损,是自愿损之,非他人所得干预也;墨子善守,公输九攻之,墨子九御之,不欲自损,他人固无如何也。墨子摩顶放踵,与“腓无肱,胫无毛”之大禹何异?与“栖栖不已,席不暇暖”之孔子何异?孟子之极口诋之者,无非学术上门户之见而已。然墨子摩顶放踵,所损者外形也,宋儒去人欲,则损及内心矣,其说岂不更出墨子下?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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