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军后来势力越来越盛，眼看着已成燎原之势。咸丰皇帝在用人指挥上虽然很努力，但是用人不当，布置失措，越努力形势越恶化。曾国藩内心被焦灼搅得日夜不安：“内度身世，郎署浮沉，既茫乎未有畔岸；外观乡里，饥溺满眼，又汲汲乎有生涯日蹙之势，进不能以自效，退不能以自存，则吾子之迫切而思，以吁于九阍者，实仁人君子之至不得已也。”(31)也就是说，自度身世，在各部之间俯仰升沉，不知道最终是个什
结果。再观天下，到处是贫不聊生之人。向前无法贡献自己才智于国家，退后无法很好地营谋自己出路，除
直接向皇帝上书之外，还有什办法呢？
曾国藩发现，自己看错人，新皇帝并不是他想象中明君，也难成大器。而且，当几个月皇帝之后，咸丰已经显示出强烈刚愎自用性格倾向，大臣们给他提意见，常常被他当场驳回，说，
大清传统，凡事乾纲独断，你们不用再废话。
曾国藩又
次陷入痛苦当中。经过几个月思考，曾国藩得出个结论，要想挽救大清帝国，只有敲打醒这个糊涂皇帝才行。而要想敲打醒他，就需要把话说得重些。在强烈责任感支配下，以谨慎闻名曾国藩做出个晚清官场极为罕见举动：直言批评皇帝。他上道惊世骇俗《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锋芒直指咸丰皇帝三个缺点：
是见小不见大，小事精明，大事糊涂。他批评皇帝有“琐碎”之风，“谨于小而反忽于大”(32)，每天察察于小事，而且有谨慎到不该谨慎程度，而对于国家大计却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深究。
所谓精于小节，是皇帝成天把精力用于挑大臣们礼仪疏漏之类小毛病。自去年以来，许多大臣因为接驾、叩头、入朝等“小节”受到处分。朔望常服之礼仪，本来已经礼部奏定，而去冬忽改为貂褂。御门常服挂珠，亦已经礼部奏定，而忽然改为补褂。由于“小者谨其所不必谨，则于国家之大计必有疏漏而不暇深求”。
所谓疏于大计，是指皇帝对派往广西镇压起义人员安排不当。现在广西对太平军战事是国家最大大事，而这个大事当中，人事安排又是重中之重。但是这个重中之重，皇帝并没有处理好。曾国藩说，派往广西*员，姚莹年近七十，曾立勋名，应该重用，结果只是泛泛委用，并不能收其全力。严正基办理粮台，位卑则难资弹压。所以皇帝用人并不妥当。
此外，曾国藩还提个小问题：用兵必须解地形。现在战争已经打年，但是外边将领没有人呈进幅战争地图，宫内也没听说皇帝找出康熙舆图、乾隆舆图，“熟视审计”。打仗打这久，连地图都没看过，你皇帝天在忙什？
二是“徒尚文饰”，不求实际。“自去岁求言以来，岂无二嘉谟至计？究其归宿，大抵皆以‘毋庸议’三字之。”你鼓励大家进言，大家提不少意见，其中怎也会有几条有见解吧？结果却都是批“毋庸议”三字而已，没有项落实。“间有特被奖许者，手诏以褒倭仁，未几而疏之万里之外；优旨以答苏廷魁，未几而斥为乱道之流。”偶尔有几个被肯定，也没有好结果。刚刚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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