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客春求言以来，在廷献纳，不下数百余章，其中岂乏嘉谟至计？或下所司核议，辄以“毋庸议”三字
之。或通谕直省，则奉行
文之后，已复高阁束置，若风马牛之不相与。……而书生之血诚，徒以供胥吏唾弃之具。每念及兹，可为愤懑。(30)
也就是说，自从皇帝发下求言诏书以来，上书言事
，有百多人。其中有许多有见地奏章，发到有关部门讨论时候，得到只是“没什
价值，不必讨论”这几个字答复。或者发到各省执行，但是通上谕之后，各地没有反应，朝廷也很快忘这件事。读书人掏心掏肝血诚，只变成办事员纸篓中废纸。每想及此，心中怎不愤懑。
曾国藩心情越来越焦急。因为天下大乱已经从可能变成现实。
就在道光去世第二天，也就是咸丰正式开始处理公务第天，他接到第件公文，就是广西巡抚汇报广西出现叛乱消息。
在广西遍地叛乱当中，开始不为人注目
）他见张集馨问些问题，过三年，到咸丰九年（1859）再见时，问居然还是这几个问题。
《道咸宦海见闻录》记载，咸丰六年（1856）召见时，因张集馨腿部有伤，行走不便，咸丰问：“汝何以坠马受伤？”张集馨对：“臣素不善骑，军中督队，非骑马不可，是日督队，所骑生马，未经行阵，逆匪摇旗呐喊，马遂惊逸，臣羁勒不住，遂致坠马，并为马碰脚，抬回帐房，不能带队。经胜保奏明，赴就近省城调理，蒙恩谕准。”上曰：“汝今年五十几岁？”对：“臣系庚申命，今年五十七岁。”上曰：“汝京城有住房否？”对：“有。”上曰：“在何处？”对曰：“在西单牌楼。”上曰：“甚胡同？”对：“皮库胡同。”
咸丰九年（1859），问类似内容如下：
上曰：“汝住在京城何处？”对：“在西单牌楼皮库胡同。”上曰：“是汝自己房子？”对：“是。”上曰：“汝在军营带过队？”对：“臣初到营即带队，后来腿受伤不能骑马，即不带队，办理文案。”上曰：“汝受何伤？”对：“坠马受伤。”上曰：“还是追贼，还是为贼压下？”对：“打仗时，贼匪开号，马惊坠骑，为马蹄所踹。”上曰：“汝今年五十几岁？”对：“六十岁。”
敢情上回，全白问。
最关键是，个王朝到末期，这些皇族子孙往往气质庸弱、资质脆劣，缺乏做大事必要坚持力和担当。咸丰就是这样。事实证明，他上任烧三把火，完全是个年轻人股冲劲而已。等这股冲劲过去，他就疲软下来。
在应诏陈言问题上，咸丰就已经表现出他有始无终性格特点。
刚开始求言时候，咸丰确实是诚心诚意。大臣们奏折道道汇集上来时候，他还能很全神贯注地篇篇认真阅读。但是几个月后，个是大臣们建议多有重复之处，再个是他精神头已经耗光，所以再有奏折，般他就看个开头，批个好，就扔到边，再也不理。
对曾国藩也是这样。曾国藩费尽心血，上这些折子，他草草读遍，随口夸奖几句，事后却扔进废纸篓，没下文。
曾国藩难免大失所望，郁闷不已，给友人写信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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