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初曾国藩对咸丰说，要在湖南“立
个大团”，办个大
团练。咸丰皇帝不置可否地默许
。在咸丰看来，“只要对镇压太平天国有利，只要不从中央财政拿钱，怎
办都可
意去筹钱。因为办团练国家不提供经费，只能自己去劝捐，也就是说，劝那些大户捐款。早在还没有出山前，他就说过：“至于催促捐项，无论斩焉在疚，不可遽登人门，即使冒尔从事，而国藩少年故交多非殷实之家，其稍有资力者，大抵闻名而不识面，旦往而劝捐，人将有敬而远之之意，盖亦无当于事理。是以再四踌躇，迟迟未出。”(36)也就是说，不要说自己脸皮薄，不愿登门劝捐，就是自己硬着头皮上门，但是自己认识人大多非富贵人家，筹钱实在太困难。
创建湘军之后，关于军饷，曾国藩想来想去，还是只有劝捐这个办法。他在衡阳设立劝捐总局，派人四处劝捐筹饷。回报是由国家授予他们些荣誉性虚职。
然而，曾国藩本身非官非绅，权力不明，收据由曾国藩自己刊印，信用不高。从咸丰三年（1853）八月到咸丰四年（1854）底，总局费尽口舌，共才弄到万九千多两银子，根本无济于事。劝而不动，他只好强行勒派。巨绅们如果拒不捐款，他就派兵动用拘押手段。结果虽然弄到些钱，却招致地方大户重重怨恨。曾国藩因此叹息：“劝捐之难，难于登天，费尽心力，迄无获。”(37)
因为劝捐，他甚至还得罪皇帝。原来已故湖北巡抚杨健之孙杨江，急公好义，主动捐输军饷两万两银子，解曾国藩燃眉之急。曾国藩感动之下，想把他树为表率，带动捐输事业，于是上疏请旨，请朝廷批准将杨健列入祀乡贤祠。
杨健生前为官平平，且受过处分，其官声、治绩均不足以入祀乡贤祠。不过兵务紧急，同意他这个请求也算不上什大事。不想精于小事疏于大计咸丰皇帝根本体谅不到曾国藩难处，恪守“名位不能轻易予人”教条，大发雷霆，将曾国藩痛骂顿，说他“所奏荒谬之至”，并且说“（曾国藩）实属袒护同乡，以私废公，显背圣旨，可恶已极。……着交部议处”(38)。
而京官们部议结果竟提出给以革职处分。好在皇帝尚未失去理智，知道曾国藩这样人缺不得，于是将处分改为降二级调用，使曾国藩由二品京堂降到三品。
2．与咸丰帝博弈
曾国藩咸丰三年（1853）初开始创办湘军，咸丰四年（1854）年初出师。在这年多时间里，除要逐解决用人、筹饷、购械、整章、建制等难题之外，还面对着个更巨大难题：那就是咸丰皇帝瞎指挥。
曾国藩调动全部心力，苦练湘军。他把自己当成滔滔天下唯中流砥柱，当成天下最后希望。他要用这支军队去挽救大清危亡。所以他练兵宗旨是，首战定要胜。不真正练成，绝不轻易出兵。他说：“剑戟不利，不可以断割；毛羽不丰，不可以高飞。若仓皇出，比于辽东自诩之豕，又同灞上儿戏之师，则徒见笑大方耳。必须练百金精强之卒，制十分坚致之械，转战数年，曾无馁志，乃可出而试。”(39)
然而，咸丰皇帝却不这样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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