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在两江期间，生活非常简朴。
同治二年（1863），戈登在安庆与曾国藩会面，这些外国人惊讶地发现：“他
穿着陈旧，衣服打皱，上面还
相护，盘根错节，结成利益集团，牢不可破。
第二个后果是百姓负担过重，导致前述江南诸省严重“浮赋”问题。
早在就任总督之初，曾国藩就开始思考陋规问题。同治元年（1862），江西全境基本恢复，曾国藩与江西巡抚沈葆桢开始
减负改革。江西省田赋附加税率，原来是百分之
百五十到百分之百七十之间。曾国藩与沈葆桢将田赋附加税率减为百分之五十，所有州县办公等费概在内。
同治二年（1863）五月，江苏大部收复，曾国藩与江苏巡抚李鸿章开始研究江苏减税问题。“将松苏太属漕额，统按原额减去三分之，常镇二府照原额酌减去十分之”(22)，合计全省为三十分减去八分。
安徽改革进行得稍晚。1864年，朝廷批准安徽巡抚乔松年裁撤浮费建议。漕粮折色章程规定，漕米除部定每石折银两三钱外，另加八钱上下作为司库提存之款，废止陋规和捐摊等费。(23)
降低附加税必然就要裁减“陋规”。曾国藩与沈葆桢“仿照湖北定章，先将州县切捐摊款项全行停止，馈赠陋规悉数裁革，以清其源，再将各属征收丁漕数目大加删减，以节其流”。
曾国藩预料到改革会遇到巨大阻力。“他担心由于这项计划‘不利于官’，官府会多方加以阻挠。”因此，裁撤陋规必须以*员汰换相配合。“他决心要弹劾那些‘违抗新章’州县*员。”(24)他写信给胡林翼等好友，请他们推荐好官：“唯须得极清廉极勤之州县二人来此，树之风声。”(25)他甚至想把安徽省北部地方官全都换掉，为此写信向胡林翼求助：“皖北州县—皆请公以夹袋中人才换之，侍当附片奏之。”(26)
曾国藩系列举措使*员们贪婪榨取得到定程度约束，对澄清两江地区吏治也起重要作用，有效地促进太平天国战争后经济恢复。
战争停止几年之后，原本被蹂躏得毫无生气江南地区已经重现繁荣，许多地方已经见不到战争痕迹。太平天国战争后，江南经济迅速恢复，减赋政策功不可没。西方传教士目睹太平天国战后经济迅速恢复情况，卫三畏写道：“1865年中国所面临形势”，“其被破坏程度是般人难以想象。然而，恢复速度—居民不仅恢复旧业，而且重建住所，整顿贸易—甚至使那些贯诋毁他们人也感到吃惊，并转而赞誉很被人瞧不起中国文化所显示出复兴活力”(27)。同治九年（1870），曾国藩回任两江总督，经过瓜洲，看到瓜洲港口兴旺景象：“荒江寂寞之滨，今则廛市楼阁，千墙林立矣”(28)，回忆起十年前经过瓜洲时残破情景，他不禁唏嘘不已。
要裁撤别人陋规，曾国藩首先就要裁撤总督衙门陋规。在曾国藩之前，两江总督每年可收陋规浮动于十万两到三十万两之间。而曾国藩拒绝其中绝大部分。同时如前所述，他也拒绝任何昂贵礼物。这在当时督抚当中，是非常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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