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难者洋务。(53)
二十日又说:
与官军同剿,洋兵每任意欺凌,遥自调派,湘淮各勇恐不能受此委曲,将来接任后,此事必须斟酌。……鄙见分剿尚可,会剿有许多不便,洋人性急不可待,将若之何?敬求训示主裁。(54)
曾国藩也没有办过洋务。但是他见解确实高人筹。针对李鸿章困惑,曾国藩指示他说:
与洋人交际,其要有四语:曰言忠信,曰行笃敬,曰会防不会剿,曰先疏后亲。忠者,无欺诈之心;信者,无欺诈之言;笃者,质厚;敬者,谦谨。此二语者,无论彼之或顺或逆,当常常守此而勿失。至会防不会剿语,鄙人有复奏疏暨复恭邸书言之颇详,兹抄呈台览。先疏后亲语,则务求之兵力足以自立,先独剿二处
中,湘军班底实际占主要成分。
同治元年(1862)三月底,李鸿章登舟起行,数日后抵达上海。
早在咸丰十年(1861)十月二十四日夜,曾国藩就曾亲拟片稿,密保李鸿章担任江苏巡抚,并称他“劲气内敛,才大心细”,实可统带军“驰赴下游,保卫方”(48)。
因此李鸿章到上海后才十七天,即三月二十七日,清廷就正式任命李鸿章署理江苏巡抚。李鸿章从此就开府方。
师徒两人分居两地,仍然通过书信,频繁地展开教与学。抵沪之后,李鸿章凡事都汇报曾国藩,“敬求训示做主”,“乞钧示”,“乞核示”。曾国藩则在信中谆谆教导,无微不至,从各方面全方位地对李鸿章进行指授。
当时江苏大部分已经陷于太平军之手,因此江苏巡抚政令不出上海孤岛。上海内部,原巡抚薛焕所辖防军腐朽已极,根本不能用。更为复杂是,上海防卫力量中还有很大部分是洋人。大约3000名英国、英属印度、法国人组成国际军队与中国官方共同防守,华洋杂处,形势复杂。用李鸿章话来说,就是“岛人疑谤,属吏蒙混,逆众扑窜,内忧外侮,相逼而来”(49)。
然而千头万绪中,李鸿章并未迷茫,因为出发之前,曾国藩已经送给他条如同定海神针样临别赠言:“专以练兵学战为性命根本,吏治、洋务皆置后图。”(50)也就是说,军事是切根本。如果打上几场胜仗,在军事上站稳脚跟,他在上海地方官和洋人面前威信自然就建立起来。反之,如果打不胜仗,他再有手腕,也无法赢得上海官绅和洋人首肯。
按照曾国藩教导,李鸿章没有盲目投入战斗,而是积极“练兵练器”,苦练数月,确信淮军已经具备战斗力后,他才抓住机会出师作战。六月中旬,淮军在上海虹桥等地与太平军展开激战,连战皆捷,解上海之围,也确立淮军声名与地位。这战奠定李鸿章在上海牢不可动地位,这位空头巡抚终于在江苏扎下根来。
除军事上难题,困扰李鸿章还有如何处理洋务。
上海在当日已是最重要中外交往枢纽,西方人势力遍及各处。“沪城内外各事实皆洋人主持”(51),“沪中官民向恃洋人为安危”(52)。李鸿章以前没有跟洋人打过交道,因此自然视此为畏途。他于同治元年(1862)三月十五日给曾国藩写信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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