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而乾隆二十
年（1756年）以后则多达199种。乾隆二十年以后，民间宗教和结社组织活动频繁，新教派组织不断涌现，秘密宗教和会党，可谓五花八门，名目之多超过以往任何个朝代。什
闻香教、无为教、弘封教、大乘教、善友会、弘阳教、清净门、白阳教、白羊教、归教、金幢教、黄天教……林林总总，数不胜数。各省关于教案
汇报不断传来，让皇帝头痛不已。
因此，进入中期之后乾隆对社会控制越来越高压化。对民间宗教和结社，乾隆打击起来更是不遗余力。乾隆说：“左道惑人，最为风俗人心之害，必当严绝根株。”（《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乾隆十三年（1748年）他说：“务须加意查办，杜绝根株。嗣后凡有干涉烧香聚匪之处，俱当留心查察，有访闻，即行擒捕，不可稍有怠忽。”乾隆朝以前，清代统治者对于民间宗教首领和帮会首领也采取严厉打击政策，不过仅限于处以监禁之刑。乾隆却改前例，查出即处死。
乾隆朝文字狱就是在乾隆对社会底层控制由松转紧，对底层民众态度由宽转严背景下发生。表面上看，乾隆朝文字狱多数看起来荒诞不经，但是如果
们把这些文字狱放到起进行分析，背后脉络隐然可见。
乾隆朝文字狱个重要特点是打击重心在社会底层。中国历代文字狱，都以士大夫阶层为打击对象。据郭成康、林铁钧之《清朝文字狱》书统计，康熙、雍正两朝文字狱大约三十起，其中涉及官绅、名士者至少二十起，占全部案件三分之二。而乾隆年间触犯文网者，则多数是下层知识分子及稍解文义平民。在约百三十起文字狱中，低级知识分子，也就是童生、秀才、监生、武生等，占近四十起，平民五十多起，二者合计，占总数百分之七十二。这些人职业五花八门，其中有裱背老板、酒店老板、当铺老板三人，童生四人，教书先生四人，江湖郎中人，菜农人，帮工两人，轿夫人，算命先生三人，裁缝人，无业游民人，和尚五人，职业不清者二十二人，又各种职业疯汉十八人。这现象，是乾隆以前任何个朝代文字狱从未发生过，这就打破
士大夫阶层“垄断”文字狱“专利”局面。
这些乡野小民、精神病患者和小知识分子之所以身陷文字狱，大抵有三个原因。是为人不安分，“出位妄言”，妄议国家大政；二是涉嫌传播有民间宗教内容“邪书”“图谱”，被怀疑有秘密传教和结社背景；三是自称“托梦”“天命”“下凡”等，举止荒唐，“妖言惑众”。
乾隆对历朝农民起义规律深有研究。通过总结中国历史，他得出个结论，社会底层最危险人物是“失意文人”。他多次提醒地方官，要注意地方上“失意文人”作乱。
乾隆认为，读书人大多功名心极盛，读书目，就是为荣华富贵。旦科举不顺，腾达无望，也不会甘于埋头做农民，而定要想方设法改变自己命运，所以他们最容易起不轨之心。而这些人又粗识文字，头脑灵活，因此是大清王朝最危险潜在敌人之。事实上，在乾隆朝前期几起起义中，“失意文人”身影确乎不时隐显其间。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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