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然没有
字违碍，很显然，各地送书时，是经过精心筛选
。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八月，皇帝下诏指责各地*员：“乃各省进到遗书不下万余种，并不见奏及稍有忌讳之书。岂有裒集如许遗书，竟无违碍字迹之理？”
既然这个办法没有达到目
，皇帝也就不再隐讳。他直接在全国发动起场“禁书运动”。皇帝命令各地大员，“再令诚妥之员前往（藏书之家）明白传谕，如有不应存留之书，即速交出”。并且要求各地*员严格搜缴，否则“并于该督抚是问”。
然而，禁书工作进展得十分缓慢。对于这种容易给自己惹麻烦事，各地*员习惯于用老办法，对付拖延，拖过去再说。特别是江浙等文化大省，所报上来禁书数量寥寥，让他郁闷不已。对这些榆木脑袋老油条官僚，皇帝真是无话可说。他们完全不解他良苦用心。皇帝知道，语言力量是有限，只有事实能让人开窍。所以他直寻找机会，制造起震动全国大案，杀儆百，在地方大吏背上击猛掌，使这些颟顸家伙惊醒。王锡侯案，正撞在这个枪口上。
说起来皇帝蓄意制造这起大案完全是起冤案。《字贯》作者王锡侯这年已经是六十五岁皤然老者，他自三十八岁考中举人后，连续九次会试都落第。奋斗生，腾达无望，生计不继，只好写这本《字贯》，出版卖钱。没想到没赚到几个钱，却惹来杀身大祸。
皇帝话永远是正确，虽然他下句话比上句话拐个百八十度大弯，以“文字忌讳”罪“村野之人”，却没有遇到丝毫抵抗，那些已经被他驯服成绕指柔官僚体系雷厉风行地执行皇帝意志。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十月二十三日，王锡侯被押解到北京，投入刑部大牢。刑部判决照“大逆”律将王锡侯凌迟处死。乾隆皇帝大开宏恩，从宽改为斩立决。他子孙王霖等七人从宽改为斩监候，秋后处决。妻媳及年龄未及十六岁之儿孙都赏给功臣之家为奴。据抄家地方官汇报，王锡侯全部家产，把锅碗瓢盆、小猪母鸡统统计算在内，不过六十几两银子。王氏被押上刑场之时，“被诛时情状甚惨”，（《盐乘》）全家痛哭震天，见者无不掉泪。个清贫小知识分子家庭就这样被彻底碾碎。
比王锡侯更冤枉其实是江西巡抚海成。虽然他在禁书运动中首当其冲，成绩度居全国之首，却因为这次疏忽，被皇帝指责为“可见海成从前查办应毁书籍原不过空言塞责并未切实检查”，全面抹杀他以前工作成绩。在短短两个月间，海成先是被“传旨严行申斥”，随即“交部严加议处”，继而“革职交刑部治罪”，步步升级，直至刑部拟为斩决。皇帝这才觉得火力够，下令从宽改为斩监候。两江总督高晋也受到牵连，受到降级留任处分。
冤枉是目然，然而也正是因为冤枉，这起大案才震动全国，令全国*员战栗。皇帝几乎是蓄意地通过这种方式唤醒他奴才们，像海成这样查办禁书“模范”尚且“空言塞责”，你们该吸取什
教训？皇帝并不讳言他拿海成开刀就是为给大家个教训，“使封疆大臣丧良负恩者戒”。皇帝在上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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